 “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专辑编者按： 与“改革”时代同行的新时期文学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来之即，我们“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公共号约请一批青年学者，集中推出他们近年来对于重要文学史当事人与代表作家的访谈，以及这批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供学界更为历史化地理解新时期文学。 时间：2011年3月13日 地点：北京 人物：付锋（原《北京文学》编辑，《十八岁出门远行》责任编辑） 李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李雪：付锋老师，您好！很荣幸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问。 我们往往将一部文学作品看作作者一个人的精神产品，忽视其得以面世的其他环节，其实，作品只有经过编辑的初审、复审、终审一系列严格的步骤，才能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编辑不仅是出产作品的参与者，更是对作品的“诞生史”尤为了解的当事人。当年，正是因为《北京文学》的编辑慧眼识珠，才从众多投稿作者中发现了年轻的余华。据余华自己回忆，1983年《北京文学》的一位编辑在成堆的自由来稿中选出了他的小说，然后由周雁如打电话给他，叫他到北京改稿，余华来到北京后得到了编辑部的热情接待，这就为他和《北京文学》的继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情意绵绵的交往”。这次北京之行，使他的三篇小说接连在1984年的《北京文学》上刊发，成为该刊“出镜率”较高的作者。其后，我注意到虽然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星星》即成为该刊1984年优秀作品评选获奖篇目，但在1985年的《北京文学》上余华却鲜有声音，只发表了一篇创作谈性质的文章。与他此前和此后的频繁出场相比，沉寂的1985年夹在其中显得有些突兀。余华这一年的沉寂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作品刊发，创造陷入瓶颈期，还是因为与他合作得很好的编辑周雁如在1984年离开了《北京文学》，出现了一个合作上的空档？而您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他的编辑的，是在周雁如老师离开后的1984年，还是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刊发前才成为他的责任编辑呢？您比他还要小两岁，应该是刚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北京文学》，与余华算是同龄人，能谈一下你们最初交往和建立合作关系的细节吗？ 付锋：余华开始写作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在海盐县做牙医。可以说他的写作始于阅读，当时他对文学书籍很感兴趣，但限于当时当地的阅读资源，最早的时候应该也是读“十七年”文学，后来自己进行创作尝试。他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星星》并不是他的处女作，据我了解，他在1983年便在浙江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但没产生什么影响，同时他也寄稿到《北京文学》。 当时《北京文学》的主要负责人是周雁如，虽然杨沫是主编，但杂志社的制度结构是主任负责制，编辑部主任负责三审，可以决定稿件的刊发。余华的责任编辑最早是王洁，是王洁在大量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余华的小说。《北京文学》历来对自然来稿处理得非常认真，我于1984年到《北京文学》工作，对当时《北京文学》处理自然来稿的认真态度印象深刻。处理流程是这样的：编务组将来稿分类、登记、分配，每五十份稿件分给一个责任编辑审阅，没被选中的稿件一般也要在限期内及时退还给作者，为此要花费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当时退稿说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印的，通用的那种，内容是感谢支持，说明作者的稿件因故未被采用，现予以退还，可做另行处理；另一种是手写的，编辑虽然觉得稿件用不了，但会说明作品有哪些优点和不足，对作品做一个简要分析，给一些建议，这五十份的稿件中有一定比例是需要编辑手写答复的。我1984年刚参加工作就到《北京文学》，工作热情高涨，同时也受到其他编辑老师对业余作者认真负责态度的感染，所以我手写退稿信的比例也比较高，每五十份里差不多占了有一半，以至多年之后与有些作者见面时，他们还提到我给他们写退稿信的内容，而自己由于写得较多，早已不记得了。可见一名编辑的意见，对于处在默默探索中的无名作者，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鼓励或者鞭策。 那时对文学的关注、热爱和热情可能是后来人感受不到的。进入新时期，最早是“伤痕文学”热，当时文学的角色和对文学的定位与现在不一样，可以说那时的文学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先驱，充当着社会新生和时代发展代言人的角色，那时的“文学热”是全社会范围的大热、真热，文学提供的不仅仅是文学性意义上的价值，它往往是思想、思潮的一个反映。我们那会儿进中文系也是很大程度上受“文学热”的影响，是被“文学热”裹挟进中文系的。我们大学生在学校里读着文学专业，余华在海盐县里从事非文学的职业，虽然位置不一样、地点不一样，但都在受“文学热”的影响。我举个例子，我刚进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那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了汪曾祺的《受戒》，它因为极受关注而实在太抢手了，以至于学生们在图书馆很难排到借阅机会，后来管理员就把杂志贴在北大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外面的板子上，好多人站在那儿看，看完后在上面写批注啊、评语啊，互相争辩，非常热闹。余华受汪曾祺的影响也比较大。我主要想说，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对文学的感悟都在进行中。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开始，我并不是余华的责任编辑，他是王洁在自然来稿中发现的一个作者。我与周雁如主任共事的时间不长，我1984年来，她1984年退休，但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我能感受到她对年轻作者的尽力扶持，她对年轻作者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对发现余华也做了不少工作，给余华打电话也是她亲自打的。周雁如退休后，王洁还是做余华的责任编辑。王洁在1986年离开《北京文学》后，她负责的作者被重新分配，才把余华分配给了我。因此，我第一次做他的责任编辑是1986年的一篇短文《看海去》。之前我们在《北京文学》的笔会上相识，都是年轻人，年龄差不多，聊得很多，看得出余华是思想活跃、追求创新、对写作很用心很乐意琢磨的人。那时，他在《北京文学》很受关注，他在《北京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星星》——就是周雁如让他来改的那篇，位置就很突出，是1984年第1期的头条。（李雪：他那次来北京改稿一共改了三篇，三篇都发表了。《星星》是1984年第1期“青年专号”里的第一篇。）《北京文学》关注青年作者，不搞“论资排辈”，对不知名的作者也会尽力提携，只要认为作品好，排序就会很靠前。《星星》与那个时代的主流作品不大一样，属于比较唯美的一种，后来有人说他最初的写作受汪曾祺、川端康成的影响比较大，他那一时期的作品的确带有唯美、忧伤的调子，写得很纯美、很青春。1986年我成为余华的责任编辑，前面的编辑为余华和《北京文学》的合作已经打下了良好而牢固的基础。可以说，《北京文学》对余华早期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到北京改稿，在他们当地很轰动，对促成他人生境遇的改变是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他对《北京文学》也很有感情。 至于你说他在1985年很沉寂，可能是那一阶段他手里也没有合适的稿子吧。1984年一年发了三篇，数量不算少了，再发表类似的作品已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也在琢磨怎么超越之前的作品吧。 李雪：1986年的余华已经是《北京文学》的熟人了，他不必再通过自由来稿的方式等待编辑去发现他。据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他来《北京文学》开笔会时亲自带过来的，拿给当时《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看，李陀看完后当即表示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从余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陀对这篇小说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那么李陀将《十八岁出门远行》带回编辑部后，您和其他编辑又是怎么看待这篇在当时看来带有“异质性”的小说的，是集体性的“惊喜”，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存在？对于是否刊发这篇小说在编辑部中产生争议了吗？ 付锋：1986年春天的时候，《北京文学》决定组织一个全国青年作者改稿班，在全国的几个报刊上发了征稿启事：欢迎青年作者给我们杂志投稿，我们选中以后提供费用请作者到北京来改稿。启事发出来以后影响挺大，《人民日报》也有文章称赞说“这是一次有益的创举”。我们编辑部对这次活动寄予了很大希望，期待着能挖掘出更多好的青年作者。接下来几个月中，全国的来稿大约有五六千份，经审阅后，我们确定了十几个人来改稿，这些青年作者大多是有潜力的新人，但稿子还需要再修改，能改到什么程度，当时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能通过这次活动产生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觉得凭着手里这些稿子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能把这期“青年作者专号”提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我们就想在认识的、已经合作过的年轻作者中再选出几个，这样我们就想到了余华，决定让余华来。 笔会是十天，1986年11月15号笔会开始，16号余华交了稿。因为我是他的责编，他先把稿子交给了我，看了他的稿子之后，我确实很惊喜，很兴奋，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当时对作品的价值、创新的意义还无暇深究，我只是觉得这篇精短的小说挺新的，和其他青年作者的作品非常不一样，和他自己以前的也非常不一样，读的时候觉得他的语言抓住了我的情绪，感到自己的心随着他那生动有趣的文字蹦蹦跳跳的。以做编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稿子很不一般，就赶紧给也住在改稿班上的李陀送去了。李陀当时是我们副主编，林斤澜是主编，虽然当时还是主任负责制，林斤澜做的工作也比较多，大家很尊重他的意见，尤其是要重点推出的稿子、有争议的稿子都要请林主编看。对这次的改稿班，他们俩都非常重视，李陀全程参与，与作者交流，林斤澜也有几天驻会。我以前向李陀推荐过余华的作品，那个《看海去》就拿给李陀看过，他觉得一般，没什么特别之处，但这次他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后非常兴奋，提出要和余华好好谈一谈。李陀对余华的这篇小说非常肯定，余华曾回忆，李陀对他说：“你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后来我看到李陀的回忆文章，提到当时的确对余华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他后来想，是不是读后很激动便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不过我现在觉得说余华“走到最前列”也不算过头，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斤澜主编对余华的小说也给予了肯定，我们编辑部小说组的组长、编辑部的主任都赞成刊发，起码我接触的这一层面的领导、编辑对这篇小说都没什么异议。《十八岁出门远行》并没有与改稿班其他作者的稿子一起发表在“全国青年作者改稿班专辑”上，而是提前刊发在1987年的第1期上，并且是那期的头条，位置是非常突出的，连王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屈尊排在后面了。王蒙后来也曾评论过余华的这篇小说，我觉得很有见地。当时一般人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是一次青春之旅，表现了年轻人的困惑及年轻人与现实的对立；王蒙对这篇小说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余华通过写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一事件，折射出人生发展的规律，从“单纯、困惑、挫折、尴尬”到“随遇而安”，很具有象征性。 《北京文学》的包容性强，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所谓“现代派”的作品，只要认定作品好，有属于它自己的价值，就会刊发，并不排斥任何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好多不同类型的作家都是从《北京文学》走出来的，好像这块土壤上长什么都可以，长得像样就行；也不求都做成什么“大菜”，味道独特就好。就像林斤澜主编在1987年第1期卷首语《新年告白》里写的那样，我们杂志走的是“拼盘”的路子。 在编辑部如此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下，刊发余华这样的作品自然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阻力，甚至还是很有动力的。当然，发表后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我记得还有一个读者来信，从政治层面来质疑这篇小说，认为小说写的是社会黑暗的一面，是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抹黑。 李雪：在1985年的《北京文学》上，张洁发表过一篇叫《我与〈北京文学〉》的小文，文中透露她的小说《条件尚未成熟》曾应编辑的要求改得像“红头文件”，她抱怨那一时期“看风向、观气候的遗风犹存”。而在刊发《十八岁出门远行》的1987年第1期上，《北京文学》则明确提出自己“走的是拼盘路子”，即不拘一格，刊发作品力求多样化。在这样的办刊方针下和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中，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否也做过修改，具体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呢？ 付锋：我印象中，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没做什么大的修改，改也只是个别的文字改动，整体上没做任何调整。在那次改稿班上，他是个很清闲的人，其他作者在和编辑谈完修改意见后，需要反复地修改，甚至有人的稿子到最后也因为不够理想没有发出来。因为大家对余华的这篇小说都持肯定的态度，所以他算是轻松愉快地度过了那些天。我不知道此前《星星》那篇他具体改了什么。（李雪：据他自己说是改了结尾。）我估计也应该是改了结尾，因为那时比较强调作品要给人以希望，色调要亮一些，要求加个“光明的尾巴”也不足为奇。不过我经手的他的稿子，基本没做什么大的改动，他给我的都是很成熟的作品。所以做他的责编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我还记得每当收到他寄自海盐县文化馆的信封，打开之前就有一种愉快，一种能够有幸先睹为快的窃喜。当然也有小小失落的时候——信封里装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某个同道或者小兄弟的作品；接着得到的，可能又是一个小小的惊喜——他推荐的稿子，也有闪光之处。 李雪：提起余华，我们一般会把《十八岁出门远行》看作他的成名作，很少有人提及《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前的作品，或许只有翻阅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文学》才会发现余华在那之前已经是一位颇为活跃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作者，他的小说《星星》、《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老师》接连在《北京文学》上刊发，第一篇小说《星星》便获得了《北京文学》的奖项。1985年的《北京文学》上刊发过他的一篇创作谈《我的“一点点”——关于〈星星〉及其他》，前面我说过，我发现1985年是余华相对沉寂的一年，在这篇谈自己创作情况的文章中余华既是在为自己作品的“太浅”、“太小气”辩驳，也是在不无忧伤地吐露着对自身创作的疑虑，辩驳中实则蕴含了检讨的成分。他发现他所喜欢的作家都有“各自的位置”，却怀疑自己“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余华的犹疑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前自己的创作尚不够了然，也不太满意，他还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书写世界的方式，所以他只好模糊地说自己追求的“约摸是阴柔之美”。如果他将这种“阴柔之美”继续到底的话，他很可能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十八岁出门远行》无疑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写作路向，在以后的追认中，他一直把这篇小说视作找到适合自己的叙述风格和理想写作状态的开端。我想请付老师回忆一下，刚刚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余华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他是为自己的改变而欣喜，还是尚处于“没有把握”的犹疑中，他是执着于自己的这种新的写作方式，还是在反对中有退怯的想法？余华在很多年后曾回忆说：“1980年代，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时候，全国只有三家文学杂志接受我，权威的批评家们都不承认我，他们说这不是文学，甚至不是小说！”您觉得您和《北京文学》的编辑们对他作品的承认在多大意义上鼓励了他，接下来的一篇小说《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是在你们的鼓励和建议下创作的吗？ 付锋：就余华自己的经历来看，写作初期他能把握的还是身边的小事、周围的小人物，他认为他的“一点点”就是他身边的人和事，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抒发他的情感。当然，他也非常羡慕那些大作家能有自己的风格。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后，他也可能忐忑过，但后来肯定是非常兴奋的。这篇小说不仅让他找到了新的写作方式，还得到了杂志、编辑们的极大肯定，特别是像李陀这样的评论家也称赞了这篇小说。李陀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眼光敏锐，看作品很准，他的充分肯定相当于给余华吃了定心丸。当时青年作者们很有追求，他们不断在想怎么写好、怎么出新，余华也一样，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写小说的方式，当然在一段时期内，可能风格相对稳定，但也会有所调整，他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当时不好预测，恐怕对于余华自己这也是未知的。评论家黄子平曾经调侃说那时作家好像被身后的“创新”之狗追得连停下来小便的时间都没有。后来在讨论“伪现代派”问题的时候，李陀又继续调侃说：是不是这条狗已经追到评论家身后了呢？的确，当时大家都在追求“创新”，也在被“创新”之狗追求。用现在的话说，是有创新，也有“被创新”吧。 当然，小说发表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反对也属正常，但我们从没有排斥过这样的作品。八十年代《北京文学》不是发了余华很多篇风格不尽相同的小说嘛。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风格比较接近。可能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觉得这个路子行，不久就又写了一篇。余华一般会考虑好了，写好了，再把作品拿出来，是一个自己琢磨得比较多的作家。我前面说到了，他是一个很自觉自省的作者，在他的写作中，编辑参与的成分相对少很多，不像有的作者，需要反复谈、多次修改。 李雪：余华一直认为当年自己能够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得益于卡夫卡给予的文学遗产。他不止一次说他不怎么看当时的杂志，也不太了解别人都在写什么。据马原回忆，当时与文学有关的会议非常多，后来被称为“先锋作家”、“先锋批评家”的那些人更是乐于在会上会下热情地交流，可以说确实存在着“新潮文学”圈子。据您所知，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前后的余华与那些人交流多吗？当时的文学氛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写作？ 付锋：当时的余华在文学方面恐怕有这么几个交流圈子：一个是在海盐当地，当地的文学青年在一起讨论；一个是浙江的圈子，青年作家交流得也比较多，余华在杭州有一些文学上的朋友，一起买书、互相借书、换书，卡夫卡的书就是在那弄儿到的；再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比如来北京开笔会，全国的一些作家会聚在一起，谈的也比较多，相互间肯定也有所影响。他读的书很多，接触的外国文学在当时看也不少。不过，他在海盐那边有的书还是接触不到的。来北京开笔会的那几天，我们请那些作者去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那个地方是不对外的，得我们单位开证明才能进去，那里有些书是外面没有的，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书、不便于公开的书在那里能买到。好多作者在那里买了不少书。 李雪：虽然起初余华与《北京文学》的交往比较多，李陀很肯定他，他自己也说和您合作得很愉快，但其后，余华慢慢地向《收获》靠拢了。是程永新更提携“新潮”作家吗？据程永新说，是李陀把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推荐给他，为什么《北京文学》自己不用余华的稿子，反而给《收获》呢？余华在给程永新的通信中提到，发《四月三日事件》的那期《收获》发行量下降了很多，《北京文学》发这样的“新潮”作品时，感到发行上的压力了吗？ 付锋：余华对《北京文学》是很有感情的，在对余华作品的认知上，《北京文学》一直以来与余华很有默契。一个作者成长起来以后，向他约稿的人会很多，他不可能被某个杂志垄断，他也会找一些他认同也比较认同他的杂志合作，这非常正常。记得在《北京文学》的一次周年纪念上，余华给写了一些话，其中说到：《北京文学》对他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对《北京文学》像对情人一样。你想啊：“父亲”的“儿子”可以不止一个，他的“情人”同样也可以有多个嘛。这个比喻挺形象的，既体现了《北京文学》对他的爱护，也说明了他对《北京文学》的感情。从《北京文学》自身来说，刚才我也讲过，它是一本包容性强的杂志，它不会特别突出某类作品、某个派别，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一般都不会大规模地集束性发表。余华的作品我们认可，但不会只发余华这一类的作品，也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发在我们的杂志上，他作品中风格近似的，我们也许只会发一两篇。至于你说《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是李陀推荐给程永新的，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李陀很乐意帮助作者，有很多作者把自己的稿子拿给他看，他也会把他认为合适的稿子转给合适的杂志。 总之，我们会有我们办刊的方方面面的考虑。发余华这样的作品，并没什么发行压力，当时我们的发行还是邮发订户为主，发行量没受影响，没有什么波动。当然，正如你说的那样，上海的杂志当时的确对“先锋派”有所重视，《收获》和余华很对路子。其实他也一直在给《北京文学》供稿，从1984年第1期推出《星星》、1987年第1期推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88年第1期的《现实一种》，都是当年打头阵的，八十年代我们和他的文学交往并没有中断。早期他在《北京文学》上发的多，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在《收获》上发的多。不过，在余华的成长过程中，最有影响、标志着他转型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大多还是在《北京文学》上发的。 李雪：《北京文学》自身有评论栏目，汪曾祺、王蒙、林斤澜、陈建功、张洁、莫言、刘索拉、刘恒等人的小说发表后，都曾在该刊的评论栏目迅速出现了其小说的评论文章，但被副主编李陀称为处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刊发后，并未听到多少评论的声音，就连《北京文学》的评论栏目也没有对这篇小说有所回应。直到1988年第1期发表了《现实一种》后，才在同年第2期的《北京文学》上出现曾镇南的评论文章《〈现实一种〉及其他——略论余华的小说》。比起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似乎才真正将余华推向文坛的风口浪尖，使余华被更多的人关注。《十八岁出门远行》是1987年第1期的第一篇小说，这样的发表位置足见《北京文学》对余华这篇小说的重视。你们事先是否预想过其发表后的影响，批评界对其的闭口不言是否出乎你们的意料？《北京文学》自己没有对它做出回应是觉得这篇小说不足以给予专文评价，还是一时没有合适的评论文章可以刊发？ 付锋：《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北京文学》是没有随即发表评论文章。曾镇南的那篇是后来发的一个综合性的评论，谈到他的几篇小说。1988、1989年的时候，才陆续有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文章，从《现实一种》等后来发的小说入手，回过头来看《十八岁出门远行》。具体为什么《十八岁出门远行》刚发出来的时候《北京文学》没有发相关的评论文章，我和评论组交流不多，也不太清楚。我想，可能这样的小说刚发出来的时候，大家还都觉得不太好说它，不太好把握。当时，我们也并没有太关注评论界对这篇小说有没有反应，可能杂志和批评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吧。像《星星》，当年获得了《北京文学》的奖项，但也没有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啊。因为《现实一种》表现得比较极致，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返回来看，才更多地发现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就开始走一条新路了。 《现实一种》是1987年给我们的，也是开笔会时带来的。我看完之后，觉得挺痛快的。这个作品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相比，表达得更极致了。在送审的过程中，《现实一种》过关也没遇到什么阻力。不过，笔会期间，大家互相传着看，觉得这个挺特别，但也有女编辑看后觉得那种残酷让人受不了。对这个作品当时倒是存在着不同的判断和理解。这个故事确实很极端，可以说写到了极致的状态。和《十八岁出门远行》比起来，这个过于沉重，冲击力比较大，《十八岁出门远行》接受起来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都有一个原型事件，他是把原型事件和他对世界、对现实的看法融合在一起来写小说。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方面的尝试，这两篇确实跳出了《我的“一点点”》时期的局限，找到了一种比较适合他的方式，通过小说他把他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表达出来了。 我对余华的感觉是，他外表具有江南才子的清秀，但他的精神实质更接近他后来的作品。八十年代后期，为什么他的作品与刚写作时的不一样，出现那么多血腥、残酷的东西，批评家们有很多种解释。他自己的一种解释是与“文革”记忆有关。（李雪：“文革”对他的影响真那么大吗？）起码在潜意识中，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在“文革”中，孩子是最有好奇心的观看者。像我在北京，“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串联来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很热闹，小孩儿都爱看热闹，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满大街来串联的红卫兵队伍瞎起哄，“摇旗呐喊”， 像过节一样。但随着“文革”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暴力的发生，那时小孩就看傻了。余华可能看到的更多一些。不管怎样，我觉得他对“文革”记忆的挖掘，确实对他的创作有所影响。 李雪：身为余华多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您对余华八十年代小说的“诞生史”和作品背后的故事比任何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要熟悉，那么余华在九十年代的转型令您感到意外吗？您觉得哪些因素促成了余华的改变？在其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是否已经隐含了其在九十年代的创作态势呢？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你们的合作变少了？ 付锋：《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几篇小说之后，他来北京读书，再后来，安家、育子，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他的心态也随之会有所变化。人大概不能过于长久地处于一种比较极端的状态。九十年代以后，叙事平和了一些，悲悯的情怀也更加深远，我想这也与他的生活处境变化和人生阅历有关。对于他的变化，我并不感到惊奇，变化肯定会出现，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喜欢琢磨、探索的作家。会变成什么样，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无从猜测。 1989年上半年我还做他的责任编辑。夏天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和要求，《北京文学》也一度增加了政治性的东西。杂志社的领导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李陀离开了，1990年林斤澜也不做主编了，被浩然接替。浩然来了以后，主要强调发现、培养一些农村基层作者，像余华那种风格在《北京文学》就不太好存在了，我们的合作也基本没有了。 至少在北京，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先锋文学”的影响挺大的。不过在南方，比如上海，还是有“先锋文学”阵地的。九十年代“先锋”作家的转型不能说只是受到哪一方面的影响，转型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先锋文学”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身也该有所变化了，也可以说它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八十年代末我们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些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哪些只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皮毛、只是形式上的尝试，哪些是真的更有存在价值的。如果只是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不能长久站住脚的。九十年代后，人们的追求更多地转变为经济方面的追求，会更多地考虑市场，考虑发行、改编、“触电”、创作收入等问题，很多因素都在文学领域中起着作用。众多的因素影响了“先锋文学”甚至整个文学界，包括《北京文学》。进入九十年代后，《北京文学》仍想继续做一些方面的探索，后来发起了“新体验小说”的尝试，“新体验小说”强调作家“混迹”于社会生活各领域，躬行实践，以“亲历性”为特征反映现实生活，也反映作家经过体验的独特切身感受。在当时“新体验小说”引起的争议也很多。随着八十年代的落幕，大家开始关心在新的历史境况下文学应该如何走，“新体验”就是一种有意的尝试，也算是对落潮中的文学探索的一种接续。 李雪：我们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八十年代真正是文学的时代，“先锋文学”在那个年代里如鱼得水，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作为后来人，我想了解的是“先锋文学”在当时真的那么兴盛吗，还是这种“盛况”是后来被批评家、文学史家建构起来的？ 付锋：“先锋文学”在当时的确很“火”。但这种“火”更多地是因为“先锋文学”更具新意，引起的关注和争论比较多。不过，从作品数量及水平上来说，并不能说“先锋文学”就压倒了其他文学。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好作品，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包括“先锋文学”。 很遗憾，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许多一手资料和记忆也随之流失了，没有向你提供足够多有用的信息。以上所聊的，但愿可以作为大家理解当时文学状态的一个参考吧。（原刊《长城》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