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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年末，作家宗璞《野葫芦引》第四部《北归记》前五章在《人民文学》发表，因为距离第一部《南渡记》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虽然只有前五章，依然成为寒冬的珍贵礼物。但读者心心念念的全文单行本却迟迟不见出版，香港中和出版社终于在今年初秋满足了读者心愿。令人惊喜的是，完整版《北归记》之外，还附有额外一部分的《接引葫芦》。至此，“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野葫芦”终于完整地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作为长期关注宗璞创作的文学研究者，在多次读完《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之后，在已经写了两篇相关的研究论文之后，《北归记》要给出的结局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而相比于之前对宗璞艺术手法和创作理念的关注，此刻更吸引我的，恰恰是作品中满溢而出的执念。这种执念不只是指年届九十疾病缠身的作家对完整性的追求，更是一个人、一群人乃至一代人对某种观念的死守。执念本无所谓好坏或对错，但当年一起看“方壶流萤”的天真孩童如今只剩一人独看大雪封门，中间不只流逝了岁月，也固守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这或许是作家的无意识，但何尝不是宗璞与读者共享三十年的困境。 自《北归记》结束，孟樾一家的故事其实只进行了十二年，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野葫芦引》其实以三十三年四部长篇小说的体量书写了一段已有定论的历史。那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保家卫国的光荣历程，是高校教师不畏艰难为国育才的伟大跋涉，更是知识分子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荣耀时刻。这十二年是宗璞本人从九岁到二十一岁的金色年华，虽然颠沛流离，但始终生活在父亲冯友兰的护佑之下，生活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园之中。也正是见证了父辈的艰辛与不屈，宗璞才萌生了书写这段历史的想法。深受家学熏陶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宗璞，写作的技艺当然是高超的，辅之以切身的经历和对父亲的真情实感，《野葫芦引》的艺术水平显然是同辈作家作品中的典范。当年以《红豆》知名的宗璞在多年以后依然保有可贵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即使是在战场的血肉横飞中，宗璞依然能捕捉到自己青睐的画面。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为了理想献身，高唱国际歌的同时却也要风花雪月，遑论在北平的一方校园里，在昆明的一片晴空下。宗璞在对这十二年的描写中大展拳脚，虽然最动人和精彩的部分依然是小儿女的娇嗔和平凡日常的琐碎，但宗璞念念不忘的西南联大一众大师学者的形象也悄然树立。从对执政党的批评到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从对大学管理的看法到对学生教育的方针，从可见不可见的国共斗争到若隐若现的信与爱的冲突，宗璞将动荡年代里的“大历史”、“大叙事”与“大话语”融合进北平校园里的荷塘夜色，融合进昆明旷野里的怡然自得。《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面挣扎突破，十二年光阴流转，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创痛的年代在宗璞这里举重若轻。 在这四部小说的写作中，虽然也有残酷、创伤乃至死亡，也不乏邪恶、苦痛以及背叛，但宗璞的立场显然是坚定的，这是一场必胜的战斗，这是一场敌我双方明确的对峙，这是人生中的一次考验，这是成长路上的一道门槛。年轻的宗璞和年轻的现代国家一样，满目疮痍又满怀希望。我们在作品中看到愤怒，看到悲伤，看到痛惜，看到迷茫，却从未看到绝望。先生们高洁，夫人们勤俭，孩子们纯净，少有的几个略显负面的人物也绝非大奸大恶，只是被用来衬托和渲染。宗璞建构的，即使不是战争年代的桃花源，也是文学书写中的乌托邦。也是自此时起，或者说，自开始书写起，宗璞便有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理想图景。这不仅关涉《野葫芦引》四部的取向和旨趣，更是作家用尽三十年难以释怀的结点。 相较用四部小说承载的十二年而言，短短一百页的《接引葫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直写到新千年，大开大合间便是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历经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历史波折，“大跃进”，“双百方针”，“反右”，“大饥荒”，“文革”，“知青下乡”，“改革开放”……宗璞以短短一百页的篇幅见证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红色中国”的激进现代性进程，也是直到今天依然无法被大陆知识分子全面清理的禁忌之地。作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大师，宗璞的父亲冯友兰亲历了宗璞描述的一切，或者说，宗璞记录了父亲经历的一切。在父亲身边长大，又在父亲晚年陪侍左右的宗璞无疑对这一切深有感触。父亲虽得善终，但父亲以及所有和父亲一样的人承受的苦难却依然没有答案。那是历经了“南渡”“东藏”“西征”“北归”的父亲，那是历经了炮弹洗礼、战火熏染依然固执地拿起粉笔的西南联大的叔伯们。但如此庞大复杂的问题又岂是区区百页纸可以回答的呢？健康状况糟糕的宗璞在《北归记》勉强完成之后显然后续乏力，《接引葫芦》有草就的痕迹。宗璞本人曾对自己的责任编辑表示，要给这群陪伴了她三十年的人物一个结局，这或许也是《接引葫芦》不得不存在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身体欠安仍笔耕不辍的作家本人收尾不力，但不得不提出的疑问恰恰在于，给所有人物一个结局真的那么重要吗？宗璞想要回答的“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出现‘文革’那样黑暗的一段。那当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1]这一问题通过对共和国五十年的草书可以找到答案吗？再换句话说，她要的答案真的隐藏在这五十年的风雨飘摇之中吗？ 我认为是对待传统文化最正确的态度。那就是今人哲学家冯友兰提出的主张…… 晏不来拿来热水瓶，往大家的茶杯里一个一个地添好水，又回到座位上说：“我素来喜欢读冯友兰的书，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思考，是从共相和殊相的哲学道理来的。在《别共殊》这篇文章里说，西方文化之所以先进，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近百年来我们之所以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我们不能照搬一个个体，可是可以从一类当中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多精辟啊！”[2] 在《北归记》快结尾的第五章，宗璞直接以“今人哲学家冯友兰”将父亲带入到自己的小说中，甚至直接将父亲的哲学观念照抄。这是2018年的宗璞，这是写了《野葫芦引》三十年后的宗璞。于是，罅隙的生成越发明显，宗璞要去寻找的答案其实一直在她心中，确实“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始终隐藏在既定的价值观念之中。那是父辈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独立以及牺牲，是子辈的爱情、温馨、欣赏以及奉献，是前文提及的父辈和子辈共同创建的理想世界，是曾有的桃花源，曾有的乌托邦，不管是在战火之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都不改其志。宗璞的执念恰恰于此呈现，她始终深陷在这套价值观念和理想状态之中，或者说，她深信与深爱着这套观念与理想，因而无法以真正的“改造”状态去感知和理解共和国建构起的另一套论述话语，也就无法真正看清这套话语中的逻辑陷阱与叙述偏差，遑论文化激情与社会流变。面对父辈的悲剧和同代人的苦难，她所有的资源都来自校园和家庭，她只能一遍遍回味孩提时代的萤火虫，只能一次次重返昆明郊外的蓝天白云，也只能以“今人哲学家冯友兰”的思想给自己以力量，以信手拈来的叔伯教授的故事抚慰心灵。她无法真正直面历史冲击之下的混乱，无法真正理解这一切混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她可能从来不明白，父亲的哲学之外，父辈知识分子的校园之外，爱与美常伴的日常生活之外，那些跨越了科学与常识，颠覆了真理与理智的白天与黑夜。这当然不是说宗璞纯洁如天使而不谙人间世故，而是说作为一个需要更锐利眼光的作家，宗璞的“信与爱”缺乏更厚重和复杂的奠基。一方校园的局限和八十年代思想运动之后的成果穿上三十四年代的历史外衣，依然是不合时宜甚至孱弱的。即使《接引葫芦》再多一倍、两倍的篇幅，宗璞的思考深度恐怕依然捉襟见肘。这是宗璞的局限，也是历史洗礼之下的一代人的执念。于是，《接引葫芦》便只能是《野葫芦引》的匆忙告别，只能是对执着于结局的读者的简单交待，而宗璞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啊，那一代乃至几代人的人生困惑，依然是“野葫芦之心”，囊括着茫茫宇宙。 当然，不管是在《野葫芦引》还是《接引葫芦》中，我们都无法否认被宗璞打动的事实。那些纯洁的情感，那些年轻的生命，那些催人泪下的别离与死亡。民族危难和全民非理性，不知道哪一个更可怕，三十年的翻山越岭与九十载的人生历练在宗璞这里可能都无法转化为一个问题的答案，却可以凝结为独一无二的人生智慧。执念之内，昂首阔步，百折不挠；执念之外，风霜雨雪，如鱼饮水。父亲的去世，二姨一家的灾难以及幼弟的不幸在《接引葫芦》中被转化得隐忍而深沉，但那恰恰是更为广阔的人生。为国捐躯或无辜枉死，远走海外或坚守故国，飞来横祸或生老病死，都只是这个真实世界里的白云苍狗。无法改变的，是日出日落间的勇敢的心，是时刻分秒里的默默耕耘。执念内外，宗璞有着她那一代人特有的固执和洒脱。 《北归记·接引葫芦》的出版几乎意味着宗璞的“人生绝唱”，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宗璞作为一种类别的作家，完成了自我实现，为父辈做记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做记录，也为自己的信仰和执念做记录。作为对她的创作真心喜爱并始终保有期待的读者，她执念多年想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答案依然是值得遗憾和痛心之处，但这又岂是宗璞个人的能力可及，它关涉的是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转捩，宗璞以一己之力追问了三十乃至八十年，不管答案在哪，她都已经在执念内外绘制了一个新世界的生态。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看似囿于角落，其实寄之江海。 *本文删改版原发香港网上书评网「微批」（http://paratext.hk/?p=1601），此处为完整版。 [1]宗璞：《<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后记》，《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蔡仲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54页。 [2]宗璞：《北归记》，香港：中和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