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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关于文论话语重建的深入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最先提出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症”的曹顺庆与支宇在《重释文学性——论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中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指出,在不同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中,关于“文学性”的内涵也不同,其中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形象性,表现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情感性,审美功利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审美性,语言学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符号学等,但是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有这些阐释文学性的途径和线索逐渐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因此,重释文学性,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成为当代文艺学最为紧迫的理论使命。这一讨论是从文学理论的内部进行的学术探讨,关于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开始深入到文学理论本身的一些关键词与核心点上。李夫生与曹顺庆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文中进一步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式。他们在文中梳理了我国引进西方文论思想资源的历史过程,提出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不是唯一途径,西方文论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话语资源。因此,他们在提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的同时,还主张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转换,即所谓的“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一思考也代表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的学者关于借鉴古今中外文论资源建设中国文论的一种理论思路。 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陶东风在《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中对 “失语”与“重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他与曹顺庆的最大分歧所在。他认为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文论重建之路需要更多地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地修正和改造。他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而且最后总结到,“失语”论者指出的那些机械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此外,朱立元对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也持保留态度。他在《对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几点思考——兼谈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价》中否认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从而造成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论传统相融合的历程。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现代新传统。因此,我国文艺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我们所立足的新传统出发,在从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而不是采取基本否定、重起炉灶的态度。周宪也在《“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中对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问题表示了关切,他分析“失语症”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其实是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对此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对从容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坚持并实践文化多元主义,以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观点来看待文化认同,而不是把认同看作是已经完成或僵固了的本质主义范畴,我们就会在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中把握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持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化,依然是当前文学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论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