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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界利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某些学说解释中国当代的文艺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文艺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并不能客观地应对与合理解释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毕竟,西方文艺理论产生的土壤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并非一致,同时如何在现代语境中激活古代文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文学理论现状,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进行不断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文论话语重建的提出与质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外来术语与中国学术思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郭绍虞在《关于〈沧浪诗话〉讨论的补充意见》中就提到:“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强势入侵,则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问题。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指出:“对话,首先要解决文化话语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语症。”在曹顺庆看来,患了“失语症”的中国文学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多元交流的21世纪将难以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对此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 面对曹顺庆所提出的文学理论“失语症”问题,季羡林随后进行了回应,他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到,“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季羡林认为,想使中国文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不在西方人手中,而全在我们手中。他的观点与曹顺庆有所不同,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引发了更加广泛和持续的讨论。 张少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文论“失语”的现象,他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中提出,要使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在世界文论讲坛上有中国的声音,必须“改弦更张”,要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代文论建设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这样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与张少康不同,董学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一文中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他还明确说到“文论失语症”的说法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进而指出这一论断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他主张对文学理论进行再一次“综合创新”,并把21世界文学理论的设计,定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命题上。 纵观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呼声基本都离不开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尚有所欠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