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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无所适从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古代文学身份的游移、迷失或边缘化。 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和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当然，它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重点。近代以来，文学反映现实观念的日益突出，这依然是古代文学功能定位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定位，文学在整个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文学诸文体关系的认识，如一度有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说法，而上述认识又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也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如上所说，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可能是，功能意义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文化整体价值以及对古代文学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对古代文学的重新定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与全新命题，使得古代文学内涵的揭示有了扩展与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一定程度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为相关学科提供素材与注脚的状况，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焦点反而有所模糊。例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等研究的材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是“文化热”的延伸与聚焦。如果说“文化热”具有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国学热”则更多地带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肯定与弘扬意图，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经典的精英文化。而由于古代文学的个性化、大众化，特别是小说戏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学在国学研究中的边缘化的趋势开始呈现。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当时多少有点强为之说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没有必要或有没有可能让古代小说搭上“国学”这辆多少有些暧昧且已经超载的车。反讽的是，“国学”至今没有在官方的学科体制获得准入证，它对古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也就虚多实少。事实上，在国学研究刊物中刊发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与传统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本质不同。 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的深入，经学研究有所复苏，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出现了经学化的发展态势。虽然经学向来有汉、宋两种路径，但文献至上始终是经学研究的正宗，势必也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是否会由此造成与理论阐释的畸重畸轻，是需要警惕的。近来，经学研究又与西方古典学接轨，“中国古典学”似乎成了国学及古代文学的新旗号。虽然这一旗号注定是宽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构的，但是对大量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很可能形成又一轮挤压。 当然，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持，例如叙事学、互文性、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的引入与运用，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谋求自身的思维更新和领域拓展。不过，这些理论往往更注重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功能意义这一根本价值的认知与评判，而没有这一点，这些理论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学研究行稳致远，也是有疑问的。同时，即便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不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个“发现性研究”的词，大概讲了四层意思：首先，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作出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复次，发现性研究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当今最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其源头。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我相信，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也许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