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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小说:巅峰下的徘徊

http://www.newdu.com 2018-10-10 中华书局 李剑国 参加讨论

文言小说大体经历了四变:由志怪而传奇,此第一变;元明以宋远《娇红记》为首的长篇文言小说大批出现,此第二变;再到融合传奇、白话小说笔法的《聊斋志异》,此第三变;近代的文言新小说,是第四变。这几次重大变化,都包含着小说观念、创作方法的变革和文体创新的根本性意义。
    

    宋人文言小说是不幸的,它生不逢时地夹在唐传奇和元明长篇两座巅峰中间,显得那么晦气倒霉,远不如它身边的话本小说风光——由于开创了通俗小说的新世纪而备受小说史家青睐。
    

    这有点类似宋诗之于唐诗之于宋词。无论宋诗怎样努力都逃不开唐诗巨大光环的笼罩,批评家总爱把它放在唐诗背景中评头论足,倒是发源于民间的词在宋人手里大放异彩,以致于唐诗宋词并称而没有宋诗的份。
    

    这也有点类似宋人之于唐人。虽说两宋长达三百一十九年,比唐朝整整多出三十年,以后的元明清也没有一个赶上它的,但一直是积弱积弊地挨时光,日子过得窝窝囊囊。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官制度,“杯酒释兵权”,军队没有战斗力,皇帝们更是胸无大志。这是个“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时代。外敌入侵竟被抓走两个皇帝,此等耻辱,只有西晋才有,但比西晋还甚——人家怀、愍二帝好歹不是同时被抓走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直到宋亡,这耻这恨也雪不成灭不了。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再看看我们的“大宋”,这块欺负老柴家八岁小娃娃很不光彩地抢来的地方,再经扩充,也不过北起河间府,南至琼州,西起成都府,东至东海,比起大唐辽阔疆域大约只占四五分之一。南宋更惨不忍睹,四周是金、西夏、蒙古、西辽、吐蕃、大理,自己只占一小块地方。按“天下”的概念,两宋实际就是个地区性政权,好比战国时代之一国。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虔州民破开房屋朽柱发现中有“天下太平年”五个字(《宋史·高宗纪》),这不知是上天的作弄还是小百姓的期盼,宋朝实在是既不“天下”也不“太平”。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的长期严重威胁,似乎消磨尽了宋人的豪气:“全国士民,多不像样”(鲁迅《坟·我之节烈观》),自卑、狭隘、怯懦,一副小家子气和败落气,全没了唐人气象。
    

    总之宋人宋诗都是“衰于前古”(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〇《诗话》:“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的了,这样宋人小说的挨骂也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说杨升庵说“宋人小说不及唐人”(《谭苑醍醐》卷七《小说》),冯镇峦说“小说宋不如唐”(《读聊斋杂说》)还只是一种历史退化论的崇古心理在作怪的话,因为他们紧接着又说“唐人小说不及汉人”,“唐不如汉”,那么胡应麟的批评——“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和鲁迅的批评——“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则是直攻其弊了,语言实在尖刻!
    

    
    《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出版
    平心而论,如果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不算少,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与唐人旗鼓相当,一点也不落后;而且因有四百二十卷的超级小说集《夷坚志》的存在——全书故事估计多达五六千个,现存仍有二千八百多个,因而从篇(条)数上说更是超过唐人。
    

    数量上的繁盛是因为小说在宋代文人中有着极好的生长土壤。喜欢读小说的人多。宋初钱惟演自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文人不比市井细民可以随意在瓦舍勾栏中消磨时光,因而卧读小说就成为士大夫文雅的娱乐消遣方式。南宋洪适在一首题为《还李举之太平广记》(《盘洲文集》卷四)中说“午枕黑甜君所赐”,说的也是同样意思——这习惯现代人仍还保留着。
    

    不仅“卧读”,读后还要聚谈,南宋张邦基说:“建炎改元,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以供笑语。”(《墨庄漫录》卷二)夜集谈异——也不一定非得在夜晚——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持久不衰的普遍习俗,苏东坡“姑妄言之”地强人说鬼的有名例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就不用说了,他弟弟苏辙竟也曾在梦中听人说异,一首诗题为《正旦夜梦李士宁过我谈说神怪久之,草草为具,仍以一小诗赠之》(《栾城集》卷一三)便是证明。
    

    还可举出陆游的《致斋监中夜与同官纵谈鬼神效宛陵先生体》一诗(《剑南诗稿》卷二〇):“五客围一炉,夜语穷幻怪。或夸雷可斫,或笑鬼可卖。……”描写夜话神鬼煞是生动。陆游本人喜谈鬼神而不写鬼神小说,《老学庵笔记》并不算数;而他的朋友王明清则在“夜漏既深,互谈所睹,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忻忻,怡怡忘倦,神跃色扬”(《投辖录序》)的恐怖气氛中写出本《投辖录》。
    

    大凡文人小说多取资于闻见,有了众多的人“纵谈鬼神”,于是小说便有了来路;有了众多的人“卧读小说”,于是小说便有了去途,结果必然是小说创作的兴旺。这还只是从文人小说的一般创作规律上说的,如果再考虑到宋人所具备的两个唐人比不上的条件,即唐人小说巨大惯性力量的纵向冲击作用和宋代说话的横向影响作用,如果再考虑刻书业的发达给小说提供了极便利的传播条件——这也是唐人所缺乏的——并因此而造成宋人喜著书的风气,那么宋代文人小说创作的活跃还会获得理由更加充分的解释。
    

    但宋人小说挨批评并不在于它萧条冷落,败落了祖宗的基业,当注目于艺术水平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胡、鲁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观唐人小说,如同身在宝山,琳琅满目;观宋人小说,却总有沙里拣金之感,寻寻觅觅的,即便有所收获,也总觉成色不足,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就最有名的《青琐高议》和《夷坚志》来说,其总体成就确实难得和唐人小说相提并论。《青琐高议》收有不少宋人传奇,许多作品在题材笔意上模仿唐传奇,而又常常形神皆失,或平实而欠幻丽之趣,或拘束而乏飞动之致,不时透出一股子腐气和呆气。
    

    拿秦醇《温泉记》来说,同样写书生艳遇——一个唐人屡写不绝而又屡出佳制的热门题材,但看作者写张俞与太真对浴对眠,羞羞答答,藏头露尾,真是给“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古训做了注脚。他另一篇《骊山记》,老翁对张俞谈明皇贵妃旧事,袭用的是唐人郑嵎《津阳门诗》和陈鸿祖《东城老父传》的手法,而堆垛故实,徒猎奇艳,难得再有《东城老父传》的深邃严峻。
    

    洪迈曾以一部《夷坚志》卷帙抵得上半个唐朝沾沾自喜,对于《唐史》所标百余家小说只举出《玄怪录》等九种以为“整齐可玩”,其余“多不足读”(《夷坚支癸序》),眼光挑剔得很,其实他的《夷坚志》佳什很少,不仅像《玄怪录》中许多妙丽警绝的作品根本见不到,即与被他讥为“大谬极陋,污人耳目”的柳祥《潇湘录》相比,人家那种幻设诡远、文情具足的长处也足以使《夷坚志》为之黯然。严格地说《夷坚志》只是一部故事汇编,说得再严格点,它好比是一大堆砖瓦木料,甚至是优质材料,却总不是结构精致的一座座亭台楼阁。福斯特说得好,故事只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有机体”,见爱·摩·福斯特著、方土人译《小说面面观》:“故事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有机体。然而,它不是所有一切通称为小说的十分复杂的文学有机体所共有的最高因素。”(《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222页。)它只有在获得其他复杂的文学因素后才能成为小说。
    

    
    《古体小说丛刊:玄怪录·续玄怪录》
    

    许多宋人走着两个极端:要不规抚唐人传奇,要不追步六朝旧式,前者是模仿,后者是拟古,要之都缺乏独创。独创需要大眼光大手段,宋人实在缺乏;甚至模仿也需要具备足以乱真的才力,宋人也未免欠缺。宋人总结唐传奇说是“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这话极对,可惜宋代传奇作家往往注重这种表面形式,至于那史才诗笔如何如何就不大考究了。
    

    即以志怪体而论,这不需花多少笔墨去惨淡经营,一个小故事一个片断而已,奇怪的是诡丽隽永的故事也并不很常见!花妖狐魅难道都被唐人说尽了?好文章难道都被唐人做尽了?钱锺书先生论宋诗,说是“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宋诗选注序》)。宋人在小说方面比诗歌方面惰性还要大得多,连在技巧语言方面的精益求精也懒得去弄。
    

    于是宋人小说终于带上了两个显眼的艺术缺陷:一个是平实化——前人已经指出来了;另一个是道学化。所谓平实化说的是构思方面的想象窘促,趋向实在而缺乏玄虚空灵,语言表现方面的平直呆板而缺乏笔墨的鲜活伶俐、含蓄蕴藉。所谓道学化说的是在创作动机和主题表现上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执着,常又表现为概念化和教条化。妙得很!宋诗大抵也有这两个毛病。清人邵长蘅说“唐人尚醖藉,宋人喜迳露”(《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四《研堂诗稿序》),钱锺书说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宋诗选注序》)。真是一母双胎,难兄难弟,一样的遗传基因。
    

    这与宋人的思想观念和小说观念密切相关。宋人谈小说功能常拾取古人话头,要不“补史阙”,要不“助名教”。唐人也说这些话,但唐人还说过“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干子序》),更看重小说的审美娱悦功能。宋人谈创作方法常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古则为法。唐人也说过,但唐人还说过“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更看重对“文采与意想”的表达。功利的和审美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传信的和传奇的,实录的和虚构的,差别就在这里!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情况:宋人小说中大量出现以记朝野遗闻、名人轶事为主的杂事小说,即在志怪传奇小说集中也往往搀杂许多实在而无小说意味的纪实文字。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跋》中以“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补于世”和足备“史官采摭”为标准,公然排斥“神怪茫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河东记》等一类作品,以为“盖才士寓言以逞辞,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比,无足取焉”,而罗列“近世诸公所记可观可传者”如《杨文公谈苑》等四十六种稗官小说,无一为志怪传奇。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四也斥责“神仙方技祕怪之事……诡诞不经,无补世教”。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小说艺术,不明白小说创作的虚构规律,体会不出幻设想像的审美效能。
    

    对小说艺术特性的麻木无知,甚至也表现在小说家身上,对于虚幻和传闻之事也往往傻里傻气地以务实求信的态度看待。如洪迈,明明一个关于林灵素降仙的故事纯属虚诞,偏要追究是不是这位道士在玩魔术蒙人(《夷坚志补》卷二〇《神霄宫醮》);明明听到一个估客航海被巨鱼所吞的故事纯系乌有只管记下来就是,偏要死心眼地追问“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宾退录》卷八引《夷坚戊志序》);明明秦少游和长沙妓女恋爱的一段故事出于传闻,偏要考证有无,为自己轻率记入《夷坚己志》而追悔莫及(《容斋四笔》卷九《辩秦少游义倡》)。
    

    
    洪迈像
    这种求实心理和史家传信意识的活跃,不能不造成灵感的枯窒和想象力的钝化萎缩。而当把故事素材正式写成作品的时候,便又常常依循历史家的实录原则,“每闻客语,登辄纪录”(《夷坚支庚序》),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不敢有所更动,“得岁月者纪岁月,得其所者纪其所,得其人者记其人,三者并书之备矣,阙一二亦书,皆阙则弗书”(王质《夷坚别志序》),并常常注出闻见来由,以求取信,使人相信“皆表表有据依者”(《夷坚乙志序》)。记录代替了创作,作家进行创造加工的自由性作茧自缚地被取消了,自由的作家成为材料的奴隶!
    

    总之宋人小说作者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趋于保守落后,使得他们创作意识淡漠,缺乏唐人那种“作意好奇”的“幻设”意识,灵气不足,想象力迟钝,笔头过分老实。清人吴乔批评宋诗“唯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围炉诗话》卷一),小说更是这样。
    一方面是唐人小说的自觉起码在不少宋人那里又回到不自觉或半自觉,一方面则是执着于道德教化的彻底自觉——而在唐代倒常常不是十分自觉的。这是因为在“唐之有天下数百年,自是无纲纪”(《二程外书》卷一〇《大全集拾遗》)的背景中唐人思想较少束缚,而宋人却多了理学或曰道学——一种肇端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正式创立于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再由宋理宗大力提倡的,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极端化儒学——的严重思想统治。
    

    “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宋史·艺文志序》),宋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被规范在理学樊篱中了。影响所及,便是小说创作中追求惩劝目的的刻板偏重,主题的伦理化,作品的道学气。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大量爱情小说中价值天平由情向理倾斜,义娼贞妇之作比比皆是,人情人欲人性受到蔑视,稍一涉情涉欲便被“存天理去人欲”的教条打退。许多作者煞是痛苦,欲说还休地写情,装模作样地谈理,扭曲的人格,扭曲的文章——前边所提《温泉记》就是;要不作者倒是真诚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大义凛然,但又扭曲了人物,扭曲了真实——《李师师外传》就是。“惩劝”中常又裹挟着宗教,宗教和道德结伴而行,便有连篇累牍的劝善报应之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味同嚼蜡。如果说宗教题材的世俗化是唐小说的一大进步,那么宋人多又由世俗回归宗教。于是人鬼人妖恋爱的优美大受破坏,总有法师出来制鬼伏妖,即便某些较重情致的作品也不能免此,也用一番亦儒亦道亦佛的大道理来遏制“淫欲”之情——钱易《越娘记》就是。
    或许我们对宋小说过分苛刻。怪不得我们。批评的规律是这样的:越是古老的东西越要发现它的美处,越受到怜爱和宽容,因为它是从无到有,而对晚出的东西则要严厉得多。这是合理的。赞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语言不能加在农村大粗碗上,虽然后者的工艺可能比前者更好。超时空的绝对比较评判毫无意义,只能以前人来参照评判后人。当你站在前人肩上的时候,你就应当摘取比前人更为丰富的果实。假定宋人小说和唐人小说换个位置,结论将大不相同,宋人小说将大受宠爱,唐人小说或许也不再让人过分地惊诧。但历史不能假定,这样就活该宋人小说不走运,谁叫它前边有《莺莺传》有《霍小玉传》有《玄怪录》有《纂异记》而不只是《搜神记》呢!
    但如果不是用唐传奇的高标准要求宋人,如果不是从总体上看而是从局部从个体上看,宋人小说尤其是宋传奇也尽有较顺眼的东西;即从总体上看它也有些足以区别于唐小说的特色。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胡元瑞对宋人小说大发脾气的时候也竟有说好话的,这就是明编《五朝小说》中《宋人百家小说》桃源居士的序——
    

    “(小说)尤莫盛于唐,盖当时长安逆旅,落魄失意之人,往往寓讽而为之。然子虚乌有,美而不信。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较之段成式、沈既济等,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余。彼如丰年玉,此如凶年谷;彼如柏叶菖蒲,虚人智灵,此如嘉珍法酒,饮人肠胃:并足为贵,不可偏废耳。”
    

    进哪家庙烧哪家香,议论自然要产生感情偏向,批评标准也不尽合理,比如“美而不信”到底好不好就含混其辞,不过他指出宋人小说“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余”,用“朴雅”概括它的特点却是有眼光的判断。
    

    由“朴雅”再回到“平实”。其实朴雅和平实所概括的事象往往是同一个,不过是从两个极端去着眼。实实在在的而趋于平庸浅薄,是谓平实;实实在在的而趋于平淡有味,是谓朴雅。这就像一队淡妆女子,有的淡扫蛾眉而自见妩媚,有的青衣素衫而形容枯槁。所以伴随着宋人小说的平实化,确也有朴素化的特色,即用普普通通的平易语言去表现普普通通的朴实情感,不事藻饰,不求工丽,没有奇兀,没有腾挪,没有轰轰烈烈。淡茶之于浓酿也是一种美学风格,看惯了哀感顽艳的唐人传奇读读这类作品至少可以换换口味,这是宋人小说在美学风格上的一点创造。不过对此不能估价太高,因为即便是具备这种特色的较好作品,也往往露出点枯窘之象。朴素可矣,平淡可矣,而要生聚散发出醇厚的朴素美平淡美——朴素中见出丽泽,平淡中见出浓郁——却大不容易,宋人小说一般难以达到这种境界。
    

    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倒是另一个有联系的特色即通俗化,或曰市井化,具体说就是市井细民题材向文人小说大量涌入,并伴随着情感趣味上市井气息的弥漫和通俗语言的运用,或者题材虽非市井却经过了市井化的审美处理。这种现象在唐代少见,至少没有形成气候,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却成为突出醒目的现象。所以冯梦龙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古今小说叙》)。
    

    这里可以举出北宋无名氏的《鸳鸯灯传》。且不说它语言浅俗,“解元”、“官人”、“大夫”之类的民间称呼,单看那掷绢觅偶,二女争夫,包公断案,即知这个才子佳人型故事的躯壳里包纳的却是典型的市民意识和情趣。断案必赖包公而全不顾包公是何时人在何地居官。类似的还有《北窗记异》中的《黄损》,所及唐代制度史实都不大实在。市民有市民的趣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谙熟历史,一涉史实便凿凿有据,哪怕写的是妖魔鬼怪;市民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事件都是假定的、想当然的,说着顺嘴听着顺耳就行。市民甚至也不过分讲究生活逻辑,但在不合情理的描写中却吻合着他们的情感逻辑和思维逻辑。这里还可举出南宋沈某人的《鬼董》。它大量描写市井村野之事,诸凡僧尼、术士、胥吏、客旅、屠夫、村民、妓女都成为重要角色。如果再加上也出自南宋的《清尊录》、《投辖录》、《摭青杂说》、《夷坚志》等,你简直会看到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画卷!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应当再提到洪迈,从他总体趋于保守的小说思想中竟也可以挖掘出闪光的东西,即对市民题材的重视。他在《夷坚丁志序》中设立“假想敌”攻击自己,说他的故事“非必出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依照传统,文言小说基本上写士大夫圈子,唐人小说就是这样,可洪迈不管这些,不问雅俗文野,一律来者不拒。这自然主要和他“贪多务得”急于成书有关,但起码也表明他对“贤卿大夫”以外的题材并无偏见。这种宽容态度尽管和自觉的审美取向有一定距离,但却为市民题材大量进入文人小说打通了管道。就这样宋代许多小说家在不很自觉的状态中偷偷开始了小说题材领域的一场革新,随带的是他们审美视野的扩展和审美趣味的一定转移。
    

    宋人小说的通俗化开始造成这样一种趋势——文人文言小说和市民话本小说一定程度的合流趋势,这在小说史上是意义重大的。如果说唐人一般还以士大夫的矜持傲慢眼光看待“人(民)间小说”和“市人小说”的话,那么在城市经济繁荣背景中崛起的宋代市民说话艺术却不能不叫文人们刮目相看——单看出自文人手的《东坡志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等为数不少的著作,对于包括说话在内的民间艺术表现出那么大的关注度就清楚了。士大夫文人屈尊纡贵地接近了“下里巴人”,把说话中的某些有趣故事——如《鸳鸯灯传》,《鬼董》中的《樊生》大约也是——拿过来,顺便也拿过说话人捏合提破的手段,并照着说话人的情趣所在,把摄材角度扩展到市民社会。尽管尚嫌迟钝,不像说话人在向文人小说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捷和热情,但这有意义的一步终于是迈出来了。
    

    (本文节选自《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前言,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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