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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的《国贸三十八层》是一部从题目上便可嗅出当代气息的小长篇。取景于2016年北京家喻户晓的商业中心CBD，时空的亲切而新鲜，商战的迭起和吸睛，加之永城一以贯之对语言的娴熟把握，让阅读《国贸三十八层》成为一种享受，更有迫不及待一章一章往下翻的久违激动。 可读性的充盈，并不能掩盖这部小说背后的思考。小说以三个在国贸38层做前台的女性——“70后”的辉姐，“80后”的Judy，“90后”的郝依依卷入一场商战为故事明线，以三者对工作与爱情等人生态度的转变为探讨暗线。在这部小说中，男性不是缺位的，相反，他们是整场商战的策划者和全程参与者。但是，男性却不是作者所着力塑造的，这三个精心安排的女性，才是这部小说不可磨灭的亮点。 “70后”的辉姐是整场商战的起点——老李的小三。老李作为远江银行的IT部高管，多年来是其丈人远江银行行长牛长江贪污的共犯。正因为老李作为审批人让资质不合格的深圳安心负责银行网络安保系统，而深圳安心负责人又为了多赚钱私下倒卖银行客户信息而导致东窗事发。老李多年来自私地在辉姐这里寻找在婚内感情找不到的尊严，而辉姐20年不要名分照顾老李实际上已成为了第三者。老李心情不好可以在辉姐这里寻解脱，衣食住行可以在辉姐这里寻照顾，就算出了事身陷香港慌而无望，也是辉姐挺身而出豁出命去两次保护老李。可以说，在辉姐与老李的关系中，辉姐实际上是充当了强大的母亲角色，是一种母性保护欲望的代表。而“90后”的郝依依与辉姐则有所不同。她与衡子的爱情，与Max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爱侣或者说妻子的“贤内助”关系。她为衡子争财产，最初的出发点是想要以衡子妻子的身份，共同掌握几十亿的费肯；她与Max王最初的交往，也是呈现出想要帮助Max王取得事业成功的倾向。可以说，这个才华横溢的“90后”，一心想要作为某个男人的“贤内助”，是一种妻性的觉悟。相比于辉姐和郝依依，“80后”的Judy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女儿性。她是知识分子父母眼中细心交代不能与诸如辉姐类的胡同串子交朋友的乖乖女，是丈夫眼中不谙世事沉闷乏味的植物妻子，是不敢反抗却又幻想各种不切实际邂逅的小女儿。然而，辉姐的母性也罢，郝依依的妻性也罢，Judy的女儿性也罢，这三性不可避免都指向了女性的固有枷锁——奴性。这一场浩大的商战在开始的时候，三个女性看起来都个性十足，但商战愈演，读者却愈会扼腕：原来她们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源动力，全都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易言之，三者无论是母性、妻性、女儿性，其存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确立各位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自动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以一种甘当客体的热情，去热烈地拥抱现实。这种残酷的真相揭露，在这部小说的时空背景——2016年、北京商业中心CBD下，更显得残酷和无奈。不真实吗？不，她们三人涵盖了当下多少受过高等教育，每天光鲜照人，看似战斗在生活第一线的职业女性呢？ 但是如果全篇沦于奴性的哀叹，这部小说是不会有它应有厚度的。作者永城虽然以冷眼旁观的姿态将三位奴性禁锢的女性投入时代洪荒之中，但是他却试图用一场商战来搅和她们原本平淡的人生。事实上，从小说一开始，三位奴性的女性是作为“救赎者”形象登场的。辉姐是打算当老李的救赎者，Judy是幻想当其癌症晚期丈夫的救赎者，而郝依依则是一直默默地践行着充当衡子和Max王的救赎者的。救赎者的心态和形象实际上显露了女性在当代内心逐渐强大的过程。然而很可惜如上述，奴性的未退化让这些救赎者本身的立场实际上是非常靠后的，易言之是依附属性的。救赎者是以一种依附于被救赎者的人格存在于救赎过程中，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她们三个真如她们所思，是一个救赎者吗？退一万步说，如果她们真的是努力践行着救赎的本意，那么身陷女性奴性囹圄的她们，真的能够救赎别人吗？作者永城的回答另辟蹊径。秉持旁观者的立场，他让这三位救赎者投入到了一场激烈而诡谲的商战中。救赎者在这场商战的洗礼中逐渐成熟，事实上，她们的奴性也在一步步的瓦解。辉姐从对老李的绝对宠爱中慢慢发现了老李的懦弱，她的觉醒虽是朦胧的，却是明显的。在香港的游乐园，辉姐开始觉得这个自己无怨无悔奉献了20年青春的男人的猥琐，她开始在拯救他的同时，进行了自我的反思。Judy是温顺的，但是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和老板Frank的利用后，她也开始了自我的思考，甚至在结尾处对现实开始了冷漠的反抗。郝依依的转变是更明显的。她从甘心救赎衡子，充当辅佐衡子处理几十亿家产的贤内助，到“我不想当任何人配角”的觉悟。可以说，这三位本来以“救赎者”自居的女性，在这一场看似偶然为之的商战中，实际上却是逐渐“被救赎”的。这种“被救赎”不同于她们本身打算的救赎那样是外向的，“被救赎”是在一场看似偶然爆发的商战中，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了解最终获得成长的。易言之，这种“被救赎”是在与其自身向内的博弈中获得的。这就十分值得玩味，“救赎者”形象是在对外关系中展现的，而“被救赎”却是回归于自我的博弈。这样对于“救赎”这个命题的阐释，永城是不落俗套也是引人深思的。 而除了这场“救赎”的博弈，作者永城精心设计的年代伏笔——文中多处的时间意象，也值得我们关注。辉姐是“70后”，Judy是“80后”，郝依依是“90后”，有意为之的年龄层，似乎体现了作者描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女性”的野心。每个时代的女性特质是富有特点的。我们抛开具有超越时代的少数先知女性的设定便可以感觉出，作者力求用这三个女性展现出中国当代不同年龄段职业女性的特质。三个女人在奴性摆脱的彻底性上的渐进差异，和她们的几零后身份有着一种暧昧的、若有似无的联系。易言之，辉姐、Judy、郝依依实际上是女性逐渐解放的隐喻。从先天性而言，郝依依的妻性在平等性上，无疑是胜过辉姐和Judy的，至少并肩作战的勇气和能力就已经在依赖性上弱化了许多。如果说在经历商战后，辉姐对老李的感情更加成熟，从“依赖”变成“主宰”；Judy对万事万物的依赖变成了以冷漠为主的自主选择；那么郝依依最后喊出的“不愿做任何人配角”的宣言，则是她真正主体性的觉醒。商战实际上是时代车轮碾过的隐喻，而这场时代盛宴中，女性的去向问题是作者这篇小说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之一。有趣的一点是，郝依依“不愿当配角”的呼喊实际上是作者在我编辑到二校的时候修改的。原来对于郝依依的处理是更温和的。在原稿中，她的男人衡子仅仅是因为“烂泥扶不上墙”，郝依依不得不逼自己从“垂帘听政”变为“立制干政”；但在终稿中，衡子是因为不喜欢商业氛围追求自由而出走，郝依依与衡子的根本矛盾在于三观的相悖。这个改变实际上透露了作者在写作中逐渐清晰的郝依依出路问题。原稿的设定是流于庸俗的，郝依依的解放实际上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男人不可依靠而自己变强的设定，让郝依依的反抗打了折扣；而终稿男人和郝依依是平等的，衡子希望的也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是三观的共鸣而不是男人凌驾于女人或女人凌驾于男人的不平等强权。在这样一种思考中，郝依依的觉醒就有了更厚实的深度，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我觉醒和反抗。这让这部小说有了许多别样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有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女性编辑，在商战的风起云涌中，不自觉地就被这三个女性角色的“迷云”遮住了眼睛，颇有种感同身受的欣喜。题材的新鲜和表达的巧妙，让这部作品可读性很强；而女性隐喻的可能性，让这部作品跳脱了一般商战题材沦于庸俗的怪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