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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流放 阿多尼斯生于叙利亚，有黎巴嫩国籍，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长期定居在巴黎。在阿多尼斯的诗中，反复出现“离开”“流亡”“迁徙”的意象：“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不要把流亡地当作祖国，流亡地只是流亡地，其独特之美正在于此”。诗人似乎对于这种行动情有独钟。 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的另一个所在》一文中，阿多尼斯写道：“我生来即是流亡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持续不断的流亡地正是我生于斯的祖国和长于斯的文化。”对于阿多尼斯来说，这种“流亡”、“离开”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情感意义上的——“把自己从阿拉伯落后保守的文化中流放出去，或者哪怕生活在落后保守的环境中，也要在思想上将自己流放出去”。他说，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很难对今天的阿拉伯社会感到满意。当今的阿拉伯社会，仍然信奉着过去的中世纪的思想，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品是完全西化的。生活的表面和本质有一种矛盾，表面上是现代化的，而本质上又拒绝产生这种现代化的思想和原则。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很难认同这样的环境，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从这样的环境中放逐出去，这是一种自我放逐，即使身在环境之中，也与之保持一种疏离、一种格格不入。阿多尼斯赋予“流放”“迁徙”“旅行”等词汇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就如阿拉伯古代诗人艾布泰马姆有一句诗歌写道：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才会更新自己；也如他自己所说：“我要成为我自己，就应该把自己从这个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我应该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 指向未来的诗歌 在1992年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举办的“诗歌未来”研讨会上，阿多尼斯在演讲中谈到了诗歌与时间：“诗歌没有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时间可以用诗歌来解释”。 阿多尼斯所说的诗歌和时间的关系，指的是诗歌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系。在采访中，他举例说，当我们谈论阿拉伯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我们谈论最多的都是阿拔斯时期的重要诗人，如穆太奈比、艾布泰马姆等，很少有人会记得与这些伟大诗人同时代的哈里发是谁，人们要到诗歌中去寻找这些哈里发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是诗歌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阿多尼斯说，伟大的诗人不会是历史的随从、仆人，不会是历史的影子，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是超越历史的。我们不会通过历史事件去了解诗人和诗歌，相反，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需要从诗人和诗歌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他所说的诗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泛指一种审视的眼光。 阿多尼斯认为，一切伟大的创作都是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今天，人们还在阅读荷马、但丁的作品和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人们还在谈论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传达的都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想，一种改变的、超越的思想。在阿多尼斯看来，“诗人不是为了唱和某个原有的思想，或为了响应外界的召唤而写作”，所谓的忠实的写作是没有价值的，写作的目的是改变，不是忠实。一切伟大的诗歌，伟大的文学、艺术都是如此，它们代表的不是守成，不是固守某些理念，而是指向未来的超越和改变。“看一部诗歌或者艺术作品，与其问这个作品代表了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更应该问这个作品的价值是什么，它怎样发现了人的价值，怎样发现了未来的价值，它是否为开辟未来创造了可能性。” 确信 疑惑 提问 “确信是幼稚的，它只知道自己是怀疑的对立面。/所以它无法达到生活的水准/——作为童年或老年、初始或终结的生活。”阿多尼斯的诗歌中，经常对“确信”持一种批判或嘲讽的态度，而对于“疑惑”和“怀疑”却时常表示肯定。他还会在诗中、演讲中不断提出问题，却并不给出答案。 对此，阿多尼斯解释说，这与阿拉伯文化有关。在他看来，传统的阿拉伯文化是建立在答案而非问题的基础上，一切东西都有答案，人们可以从宗教中、从教科书中……从各种地方找到答案，一切答案都是现成的、容易的，就是没有问题。但阿多尼斯认为，人的力量不在于答案，而在于提问，只有发现不足才会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旨在改变，旨在超越。从更广的角度即人与存在的关系来说，人的存在也应该建立在提问的基础上。从这一点来说，疑惑和提问指向思考，是人有价值、有力量的表现。 具体到诗歌，阿多尼斯认为，诗歌绝非读者和其他任何事物间的中介，不会向读者提供什么答案。诗歌更是一种力量，能让读者回归自身，将他越来越深入地引入内心世界，让他向自身、向世界提问，并自己去发现问题的答案。“与其说诗歌是文学，不如说它是火焰。”这火焰应该是激发思想的火和放眼世界的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