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出生在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卡萨宾的一户农民家庭。十几年后，他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取了一个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的名字——阿多尼斯，发表诗歌作品，成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日前，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中国，将参加由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的系列活动。 童年经验与诗歌写作 阿多尼斯与诗歌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给他重要影响的是父亲。阿多尼斯童年的生活环境非常艰难，称得上是赤贫：没有电、缺少水，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非常有限。离家最近的学校，步行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到了13岁，阿多尼斯还没有进入学校读书。但身为农民的父亲教授阿多尼斯学习阿拉伯语，给他讲解阿拉伯的古代诗歌，也让他理解了《古兰经》。对于阿多尼斯而言，父亲就意味着一切，“没有父亲，我就什么都没有”。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穷，但阿多尼斯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他从中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对于自然的理解与生长于其他环境的人对于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对我来说，一棵树有时就像一个女朋友；有时又像一个敞开的家，下雨时可以去躲雨，树木让我受到荫庇。天空是透明的，我们有时整个晚上什么都不做，就是躺着看星星，仿佛伸手就能向星星致敬。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浪漫关系，而是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都是人身体和四肢的延伸”。阿多尼斯的诗歌中常见的大海、天空、星星、树、风、黎明、黄昏等与自然有关的意象，应该就来源于童年与自然相处的经验。 成长于自然的经验也影响到阿多尼斯探索内心和写作的方式，他认为，一个诗人内心中深刻的东西应该是更加接近自然或者乡村的，而不是城市。年轻时，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矛盾：在乡村时对城市充满了憧憬或梦想，希望能够迁移到城市中生活；但到了城市后又发现，城市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反而有很多丑陋的东西，对于阿多尼斯来说，城市的梦想更多地代表了那些并不美好的东西，由此阿多尼斯意识到了现实与梦想、想象之间的矛盾。 从村庄走向法国学校 1944年，因为在总统面前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少年阿多尼斯得以接受国家资助，进入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在青少年时期，阿多尼斯既受到传统阿拉伯文化的浸染，又通过学习法文，接受了西方教育，阿多尼斯自称，“从村庄走向法国学校，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为阿多尼斯打上了精神底色，并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阿多尼斯发现，在媒体上或学校里传播的阿拉伯传统文化与自己小时候了解的阿拉伯传统文化是有出入的；小时候与父亲一起读的阿拉伯诗歌，与周围朋友在学校里学到的阿拉伯诗歌也不一样。他注意到，学校里教授的阿拉伯诗歌，要么是歌颂赞美权力的，要么就是纯粹个人化的爱情诗，而父亲带他读的诗歌题材远比这些要丰富深刻得多。阿多尼斯称其为“对于传统的再发现”。他对传统的再发现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层面，还体现在思想层面，如对伊斯兰文化遗产中“苏非主义”（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等思想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阿多尼斯发现了阿拉伯传统文化中没有被官方展现出来的另一种深度，这种再发现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在了解西方文化之后，阿多尼斯能够进一步以全新的眼光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包括传统诗歌。在阅读了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后，阿多尼斯发现“苏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将法国诗人兰波称为“东方的苏非主义者”；还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苏菲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著作，揭示二者在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艺术上的相通之处。另外，波德莱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永恒和瞬间的关系，也曾经是阿拉伯大诗人艾布努瓦斯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还有马拉美对语言的使用方式，与阿拉伯诗人艾布泰马姆也很相似。 阿多尼斯曾说过：“我的祖国是阿拉伯语”，流连于阿拉伯古代诗歌和文化的丰厚遗产之中。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阿拉伯文化持一种批判态度——并非是说阿拉伯文化毫无价值，而是需要重估阿拉伯文化。在著作《稳定与变化》中，阿多尼斯就谈到，阿拉伯思想文化中的稳定妨碍了前进，阿拉伯人需要发现文化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变化”的因素，这才是其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所谓的重估阿拉伯文化，用阿多尼斯的话说，就是“阿拉伯世界需要重读自己的古代遗产，把文化和宗教从政治和权力的解读中解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