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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转向”批评话语：议题与路径 无论对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而言，还是对虚构的小说世界而言，物都是“人类故事的一个内在部分”，“阅读与书写小说中关注的物就等于是假设物的使用和生产影响了艺术创作和阐释”(Rathje 6-7)。因此，“物转向”批评话语主要关注两个层面的研究，即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如何使用物质世界“作为思考改变的一个方式”以及“物质世界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印记”(Green 1)。实际上，这也呼应了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属性，即对文本的任何阅读或再阅读都要考虑文本与读者的社会语境和物质文化。 对于具体作家而言，其所处的物质世界不但是“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写作的一部分”(Stout 10)，因此，从现实生活中住房、服饰、日用品等物质层面来考察的话，作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马克·吐温曾像“房奴”一样被住房所束缚，希望在租住的房子里拥有“狂野的独立”，写作时不为装修、打扫等琐事烦扰(Clemens 416)；一直被认为超凡脱尘的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在最近的“物转向”批评话语中被发现常常面临“如何在合适场合穿戴合适衣服”的困惑，因为服饰可以向她周围朋友“传达价值观念”(Wardrop 1)。此外，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物有时会和其创作形成某种程度的平行，比如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约克纳帕塔瓦法”谱系网络中的各种建筑与现实中奥克斯福小镇的建筑经常形成交汇；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别针和双连环状的戒指也是其笔下人物的重要装饰品；对服饰穿着很关注的詹姆斯(Henry James)常常借助服饰书写来表征人物的品位和身份。不同作家对于物质文化的参与程度也帮助批评者反观作家的创作美学。崇尚回归自然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反对为物所累的生活，在《瓦尔登湖》中也书写了这一态度：人们没有思考“房子是什么”，而是被“那些长期以来家务管理过程中收集起来的没有价值的杂物所束缚”(375)。酷爱时尚物品的华顿(Edith Wharton)不但在作品中塑造了多位追求时尚的女性人物形象，而且因为擅长描写纽约上层社会各种时尚物品和日常生活被贴上“风俗作家”的标签。海明威作品中各种猎枪、捕鱼工具等物的书写不但参与了海明威本人的男性特质展演，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作家冷峻的冰山创作原则。同样是擅长物质细节书写的作家，在“物转向”批评话语中的审美意蕴也不尽相同。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鲸》中呈现的各种神秘的物揭示了“现代主义认知的审美转向”，“物不再是了解意义的来源”，而是“现象学迷恋的来源”(Brown,Sense of Things 127)。而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作品中的物质细节书写则呼应了美国19世纪末以消费变革为主导、物质产品日渐丰裕为表征的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变革。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都市书写充斥着垃圾、污水、疾病、尸体等废物意象，表明作家希望藉着“物的现实”来揭示伦敦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从而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诉求(Hack 37)。这些研究表明，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不但帮助审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与所处外部物质世界的复杂互动，也有利于更新读者对于作家创作语境的一些传统认识，从而丰富对其作品的阐释和重新定位。 从主要人物制造、使用、购买、丢弃的具体物品入手研究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是“物转向”批评话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主体的身份特性不但“存在于身体中，也体现于主体的服饰和使用的物品”(Spencer 311)。无论是芝加哥建筑外墙的透明玻璃，还是商店橱窗里巧妙展示的时尚服装，都在介入嘉莉妹妹的渴望和诉求时获得了重要的生命维度，也成为反观嘉莉妹妹从落后乡村进入豪华大都市后身份如何重新受虚幻的商品世界建构的一个重要入口。商品或占有的物品有时会激起主体欲望，有时也会对主体形成束缚和压迫，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笔下的女主人公身处包围自己的黄色壁纸中倍感窒息，哈代(Thomas Hardy)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制服也对主人公形成了制约作用。“物转向”批评者敏锐地提醒读者，克莱尔的归来固然激起了苔丝的复仇欲望，但埃雷克买给苔丝穿着的服饰怎样作用于她的复仇心理也不容忽视(Gatrell 1-13)。在研究文学作品中物人关系的亲密纠缠时，“物转向”批评话语的新颖之处在于，物和主体之间的身体接触常常是物从无生命向有生命转换的一个过程，也是主客体融合的重要标志。类似葛朗台的手最后攫取金钱时生命戛然而止的特写镜头、《一小时的故事》中马拉德太太身体和躺椅之间的依恋过程等，常常被“物转向”批评者解读为物凭借自身的力量“建构了包括主体意识和无生命客体的复合自我”，守财奴对金钱的亲密抚摸使物获得一种“受宠的生命”，而化解马拉德太太泪水和压力的椅子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物”，拥有一种“有生命的温暖”(Tischleder 260-61)。 从文学文本中具体的物入手，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物质细节如何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结构，是“物转向”批评话语的另一常见议题。物质文化在小说里的作用不但是“背景和装饰”，也是“意识形态的比喻性表达，是涉及知识、哲学、道德等问题的证据”(Totten 5)。法国19世纪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商品是现代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典型文化印记，古玩、收藏等特殊商品不但暗示了这一时期商品世界的变化，也参与建构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文本创作和审美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各种物不但是丰裕时代的见证，也是维多利亚文化的殖民属性和帝国政治的物质表达。戴利(Suzanne Daly)在解读维多利亚家庭小说中和印度商品相关的物质细节时，认为19世纪的印度商品书写“不应该仅仅被当作英国国民身份叙述的背景”，它们本身的历史，包括生产和流通，隐藏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5-11)；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佩戴的珠宝首饰是“小说叙述的一个焦点”，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各种“跨越地理空间和文化疆界”的钻石珠宝，在阿诺德(Jean Arnold)看来，构建和塑造了政治经济语境、意识形态、居民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多棱镜”(28-30)。一度被埋没在文学文本各种细节中的废旧物品也重新回到文本批评者的视野，研究者们一方面还原“废物的语境”，将之作为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物质媒介，另一方面研究废物如何揭示和建构价值体系，如何帮助“再现主体的记忆和忘却”(Pye 3)。 在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物如何表征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等议题时，“物转向”批评话语主要关注具体的物如何凭借“意义建构能力”“行使区分功能，执行社会分层，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Woodward 3)，作家作品中再现的物的种类、形状、质地、色泽如何成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再现的方式。美国内战前作品中很多白色物品呈现出“和种族建构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瓷器、经典建筑、进口墓碑”等精英阶层的物“被上层社会用来标志自己的阶层”，之后的“大众生产”使这些物逐渐“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Heneghan xiv)。福克纳作品中的“雪茄、烟嘴、香烟”等消费物品形成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过渡时期的不同阶层的“等级分明的表征目录”，尤其是拜亚德抽的雪茄象征了萨多里斯家族作为上流阶层的“财政权力和社会地位”(Railey 69)。除了社会阶层“区分的物质化”⑥研究，在消费物品方面体现的阶层错位或身份偏离也帮助揭示文本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理查德森(Catherine Richardson)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物质文化时指出，过度穿着，或者地位低的阶层沉湎于奢侈品消费会导致“灵性受损”，常常会引起清教改革派的不适；男女易装会造成人物身份的错乱，穿着女性服装的男性“有可能失去男性气概”(10)。因此，“物转向”批评话语可以帮助透视16世纪的物如何成为“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基础”(11)。 受“物有社会生命”的启发，“物转向”批评话语除了关注物本身的“意义建构能力”，还常常将物置于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中，研究物在空间位移或角色改变时所建构的文化意义，因为“故事中的那些物本身不会讲故事，只有把它们与所处世界相联系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Railey 69)。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往往会捕捉在文本中“被不停转手”或“被不同语境化”的物，研究物在“转换”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关系，作家作品中一个有问题的商品的转手和交换可以被用来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接受等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由于礼物需要回报的义务使它具有商品交换的特征，这种悖论性可以揭示出礼物赠送背后隐藏的“利己行为”⑦，因此，研究礼物赠与过程中如何体现性别种族秩序是“物转向”批评话语的重要话题。不同种族、性别之间的礼物赠送关系、赠送方式、赠送的礼物本身都可以成为权力话语机制的隐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