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8月29日《大众日报》。  1941年，孙常非版画《呐喊》。  1938年3月29日《抗战三日刊》发表的短评。 核心提示 “九一八”事变激起文化界的抗日怒潮，从大量抗战刊物的涌现、国难文学的兴起，到民间剧团、宣讲团深入农村，抗战宣传走向高潮，引人注意的是，当时的文艺界公开电请世界文豪谴责日寇。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奔走呼号和抗战到底的精神不仅感染了民众，还赢得了世界文化界的有力支持，泰戈尔、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一大批世界文豪纷纷发文谴责日本侵略罪行。 文化战线的“游击战争” 渤海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远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文化界人士也身陷国难，颠沛流离，文化阵地何在，文化人的作用何在，曾令一些文化界人士苦闷彷徨。 胡绳在1937年8月29日的《抗战三日刊》上著文陈述自己的主张：“文化界在战时的活动恐怕也应该和军事上一样，采取游击战争的策略……我们现在必须向文化界做一个紧急的建议，是：立刻散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去，做坚韧的，持久的游击战争。” 《抗战三日刊》刊发纪实文章《一个农村宣传队》，可以看出当时的抗战宣传。 “出发前的准备是一个星期，关于路程、膳食、住宿、行囊及必需品、医药、宣传品、剧用道具，都有了妥善的设计，于是廿五名队员站成了一长排，精神抖擞地听从领队的出发命令。 “总领队和大家的装备一样，只是多了一支叫笛（即哨子）和令旗，叫笛响了，在立正的口令之后，队员们非常认真地听领队讲话：一、照顾自己，扶助他人，拒绝任何人的招待。二、一面宣传，一面学习，从实践中改造自己。三、个人的活动采取民主，但决议的执行要绝对尊重。 “我们的服装是朴实简单的，背上的大背囊，便是一切应用品的大仓库。此外便是满腔的热情和耐苦的毅力。这毅力可以从每个成员都携带两双草鞋表现出来。我们决定不用交通工具而用我们的双腿，走向‘文明的风’吹不到的小农村去。 “那些天特别冷，我们背囊中的睡毯不足以抵御寒冷，乡村里借被根本就没有，房屋又大多是破旧通风的。白昼的疲劳，足以造成酣睡的条件，但过于寒冷，偏偏又驱走睡魔。怎么办呢？稻草是多而不值钱，家家有，于是铺在地上的，盖在身上的都有，习惯了稻草的味道，又觉得非它不可了。 “午间是农民们回家休息的时候，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就此展开，一般是演戏。因为有趣，可以多吸引看客。我们预备的戏都是学来的救亡剧，包括《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在东北》《张家店》等等。热闹是够的，群众也爱看，但一般文化家认为通俗化的东西，在农村仍是不通俗，过高。譬如《九一八以来》，贴在脊背上的东北三省、平津、上海等字，农民们不认得。为了应时应地，我们队伍中的天才者，也编了几个短剧，插进‘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内容，效果颇大，演到紧张处，和台下的观众联合，有时发问，有时唱和，颇像朗诵剧。台上的剧员下装上装的时间，台下便举行宣传的游击战，戏又开演了，‘游击队员’也是看客，站在观众中，观察戏剧对于农民的效果……在晚上，要制定明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寂静到只有一人说明意见，常常又是有检讨、有批判的。而且为了会议进行的合理起见，工作的检讨在前面，计划在后。学习每天的经验，作为未来工作的指针，逐步改进自己。” 刘广远表示，这种朴素的、简单的、直接的抗日文化传播，力量深厚，能够透过灵魂直达受众的心底。 90后研究生崔开远边整理资料边跟记者说：“原以为在炮火中文化宣传会失去力量，想不到爱国文化人士如此同仇敌忾，凝心聚力，如此具有坚定性和战斗力，我被深深感动、震撼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