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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情诗点燃写作导火线 黄鹏：你曾作为访谈者，对部分当代著名作家进行过采访，而今你作为被访谈者，你认为做好一场访谈有什么诀窍吗？ 马晓鸣：我从2012年夏天开始“侧耳倾听作家那些事”，两年多时间里，我一口气访问了数十位中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后来选了部分访谈内容集结成《文学千千结：对话部分当代著名作家》出版，反响不错。 我不在醒目平台也不是著名作家，能叩问这些中国作家中的重量级人物，凭的就是一腔热忱。而今作为被访者，深知做好一场访谈实属不易。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我认为一是要知己知彼，二是要明白“打蛇打七寸”的道理。 黄鹏：对于写作者而言，处女作与第一次发表总是如初恋一般令人记忆深刻、回味满满。那么，你是如何与诗歌结缘的呢？说说你的处女作和第一次发表。 马晓鸣：在我成长的那些年，文学的烈火余烟缭绕，席慕蓉、汪国真等走红诗人的作品，滋润着我年少的心，然后我就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做“诗人梦”“作家梦”。 我的处女作是在1993年3月的《铜仁报》（《铜仁日报》前身）副刊发表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写的是一首情诗，标题叫做《出卖思念》。诗作的发表让我兴奋不已。我将报纸上的诗作剪下后夹在一个笔记本里，时常去翻看。虽然第一笔稿费只有3块，但就是这首像一粒星星之火的小诗，点燃了我写作的导火线。 黄鹏：对于大部分诗人而言，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写作的疯狂期，这样的疯狂期你应该也有吧！请你评价一下那一时期所写下的作品。 马晓鸣：疯狂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走路的时候在构思着一首诗、吃饭的时候想着这首诗、睡觉醒来后马上用枕边的笔与纸完善着这首诗……我的世界仿佛只有诗。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两三年吧。彼时，一天可能会写三五首，如今回头看去，那些所谓的作品是幼稚的、多半惨不忍睹，我把那定义为“一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年华”，但那时候的纯粹与执着，是再也回不去了。 黄鹏：一个人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血脉相连。据了解，你文化不高，还有过当农民、乡干部、打工者这样繁复的经历。那么，一路走来，创作的经历让你收获了什么？ 马晓鸣：我想用喻子涵先生给我文集《一半是石一半是阡》所作的序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马晓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诗性的人物。他没有高一点的学历，所以许多门不朝他开，而他却奇迹般地叩开一道道森严的大门；他的知识不算很多，而他却自如地从事着需要文化知识功底的文字书写工作；常说记者敏锐、作家神通，一般人难以为之，而他恰恰做着记者和作家们做的事情。命运对他苛刻要求，社会对他无暇顾及，而人生却格外补给他聪敏与勤朴。一颗易感和善思的心，使他认识了自己，也领悟了世界；一双不知疲倦的脚，走南闯北，进城下乡，多了几许风尘，也收获了几多智识和经验。 诗歌和新闻像两位贵人 黄鹏：了解，你曾放下诗歌创作转做新闻采写，暂别诗歌，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马晓鸣：谋生的压力下，我的“诗人梦”“作家梦”最终醒来。下地干农活、做小本生意、采写新闻、当乡干部、杀广（去广东打工）、做打工记者，从1997年底到2007年春，我只写过四五首诗。 从诗歌创作转做新闻采写，我像是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我拼命采访、写稿，诗歌的元素浸透在我的新闻报道里，细心的读者总是感觉我写的新闻有点不一样。 2005年7月，命运给了我一个转机，我从一名打工者进入到了体制内，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若不是有写诗的基础，我可能不会选择写新闻；若不是以新闻作为“敲门砖”，我或许进入不了体制；若不在体制内，如今的我就会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诗歌和新闻，像我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黄鹏：什么促使你在沉寂多年后重拾诗意之笔？现在来看，你在萌芽期、疯狂期与现阶段所写下的诗歌文本，最大的区别（诗歌主张、情感掌控和语言表达）是什么？ 马晓鸣：我是不再为了生存四处奔波时才重拾诗意之笔的，但是这还是来得有点突然。之前，我以为自己的“诗人梦”会在艰难的打工路上和新闻采写途中遗失，谁料在2007年3月底，蛰伏心底的诗句浩浩荡荡地喷薄，我像一个冬眠的动物迎着诗歌的阳光醒来。 之前写的那些诗歌，主要问题是气息的流动有轻浮之弊，猛然读来浑然一体，但还不够内敛和沉厚，无法把自己的精神底蕴很好地传递出来，同时语言的力道上少了内在的冲击力。因此，我把之前发在新浪博客中的诗歌全部删除。 有评论家说读我的诗歌有“眼前一亮，心被针猛扎了一下”之感，我知道那是在鼓励我。但我一直尽力在诗的字里行间安放一根扎人的针。 黄鹏：对于许多人来说，新闻思维和语言对文学创作存在一定影响或者说是伤害，但于你而言好像并非如此，“白天新闻、晚上诗文”，你如何在新闻与诗歌间自由穿行？ 马晓鸣：的确如此，类似的思维煎熬很容易让人成为一种机械人。这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调整和适应，我最终把自己分为AB两面，慢慢的泾渭分明。 工作的时候，我把自己调到“新闻模式”，而业余时候，则把自己换回“诗文模式”。所以，这些年，我的新闻与诗歌互不干扰、各得其所。 黄鹏：你为什么对诗歌情有独钟呢？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向小说、诗歌、散文等发起进攻？ 马晓鸣：除了诗歌，我偶尔也写散文，我第一次走上《人民日报》的，就是散文。这些年来，我的散文也入选过一些选本，有的还获了奖。至于小说，那是一项大工程，我现在暂时还不敢去动它，以后有机会再说。 同时，我还写过歌词，曾经与国内一线作曲家、歌唱家合作过，我们创作的歌曲，曾凭借300多万的下载量荣获过“2014年度最畅销十大金曲奖”第四名，一同上榜的还有张震岳、潘玮柏、周杰伦等人的作品。但我始终觉得，可能只有诗歌最适合我，所以我把文学创作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诗歌上。 用笔尖倾诉满腹苦楚 黄鹏：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标记，如黄沙梁之于刘亮程，阿勒泰之于李娟，塔尔坪之于陈仓，申家沟之于马东旭，躲雨屯之于哑木……同样，在你的诗歌写作中，“对门弯”作为一个地理标记反复出现。我们来说说你的“对门弯”、聊一聊它与你诗歌写作的关联。 马晓鸣：每个人的故乡不同，但乡愁相似。我文字里多次提到的“对门弯”，是云贵高原上一个常见的山清水秀的小山寨。这是我的出生之地，5岁以后，我就断断续续地离开这里……毫无疑问，对门弯是我精神的根据地，是不可替代和复制的。 在我的办公室和客厅，至今仍挂着画家朋友创作的《咫尺天涯对门弯》和《远眺对门弯》作品。很多时候，我只要一想起对门弯的人与事，心中总会隐隐作痛，于是就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我一次次地派出文字代我回乡、一遍遍地用文字擦洗我的思绪与乡愁。 黄鹏：有伤痛，笔底有波澜”，这是李发模先生对你诗作的一个总体评论。你的诗作，关于乡村与亲人、关于天空与土地、关于小人物及其悲喜，似乎着墨挺多……那么，你的伤痛从何而来，你为何伤痛？ 马晓鸣：我有过较为坎坷的人生经历，我的伤痛也许是来自一路的颠沛流离。当苦楚满腹，我只有依托笔尖来倾诉。我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不多，这些年都是生活在城里，但我的心却不能真正地融入其中，我热爱和熟悉着的，依然是乡村生活。 因此，我用狐疑、迷茫、甚至不知所措的眼神探寻着这个世界，尽力表达出一个大山孩子最本真的爱和善良、梦想和纠结，伤痛也就自此而来。 黄鹏：作为“汉语诗歌八骏马”之一，你的名字与一些诗坛名家排在了一起，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晓鸣：2015年2月，诗人、诗评家马启代先生编辑了诗集《八骏马》， 《八骏马》不但是马姓家族的一桩文化盛事，对于当下诗坛而言，也是一次精彩的集结和亮相。 后来，就有了“汉语诗歌八骏马”，他们分别是马新朝、马莉、马永平、马永波、马长岭（北野）、马萧萧、马知遥和我。2016年9月，马新朝先生辞世！从此“八骏马”少了一匹！ 我看重这份荣誉并曾将其写在简介中，能与这些名家排在一起，我既感光荣也觉惭愧，因此，对文字更加爱惜和小心翼翼。 被诗歌中的锋利和质感吸引着 黄鹏：曾坦言：当前许多诗歌刊物三分之一的是好东西、三分之一的读不懂、三分之一的是垃圾。那么，我们来说说你眼中的好诗歌。 马晓鸣：曾采访过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郁葱先生。他说“诗不可说”，这句话让我在习诗的路上获益良多。 我认为，习诗之人和习武之人有共通之处，花拳绣腿固然好看，但往往是纸老虎，最终，我还是喜欢那种无章无法、三拳两脚就能把对手击倒在地的高手。 在我看来，习诗者亦如是，能在几行之内让人产生共鸣、眼前一亮、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才配得上是优秀诗作，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是优秀诗人。 黄鹏：诗坛，一些现代诗的确不易读懂，但透过文本，有时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美之隽永，有时又接近了一种哲理，有时又体味到了一种气息……在我看来，诗歌的好坏与读得懂与不懂（胡编乱造的除外）之间并没多大关系，比起一些易懂的，那些不大能读懂的相反更能激发我的想象与活力。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类不易读懂的诗歌的？ 马晓鸣：我听不懂英文歌和粤语歌，但我喜欢听，我喜欢那种旋律与情调。 对读不懂的诗歌，我也会囫囵吞枣的去读一读，但我不会轻易就下“好”与“不好”的结论。文学是多元的，读不懂，就对了。 黄鹏：平时喜欢阅读哪类书籍？你最喜欢的中外诗人有哪些，他们的什么东西对你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马晓鸣：我的阅读有点杂。最近几年有段时间，我喜欢读小说，有段时间，又喜欢读散文，但更多的是读诗。 我最喜欢唐代诗人，每每读起他们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穿越感，同喜同悲，妙不可言。 我很少读外国诗人的作品。当代中国诗人，我喜欢的诗人很多，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我默默地读着他们的作品，他们诗歌中的锋利与传递出来的质感，深深地吸引着我。 一位知足而幸福的小市民 黄鹏：曾说过“在黔东石阡，诗歌并不是一种稀有植物”， 前些年，石阡90后诗群在贵州诗歌界和中国诗歌界频频登场，文学界反响强烈，如今这个群体状况如何？你曾担任过石阡县作协主席，请分享一下你的基层作协主席经验。 马晓鸣：些年，以方李靖、梁沙、陈学林、吴勇、李超、满筱竺等十余名石阡籍90后诗人为主的石阡90后诗群，相继在《诗刊》《星星》《民族文学》《诗选刊》《山花》等刊物频频亮相，有的还参加了《星星》诗刊夏令营，无疑为新时代的贵州诗歌注入了新鲜活力。 2014年8月，“泉都新诗情”石阡90后诗歌作者研讨会在贵阳召开，20余名评论家、诗人及石阡部分90后诗歌作者齐聚一堂，面对面共同探讨石阡年轻一代诗歌创作现象，《文艺报》《贵州日报》等媒体均报道了这一盛况。 “石阡90后诗歌群体并进的势头，在全省少有，在全国也不多见。”（赵卫峰语） 当年石阡90后诗群成员如今为了生活天涯四散，有的已经搁笔。近年来，吴勇（笔名树弦）的创作最为突出，他先后斩获了第三届淬剑诗歌大奖、入围首届草堂诗歌奖年度青年诗人奖、入选第8届十月诗会……我期盼着有一天，这批90后诗群成员能齐刷刷的再度登场。 我担任了差不多两届的石阡县作家协会主席，因为组织部门有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在社会团体兼职），我在今年5月辞去了这一职务。对于“如何当好基层作协主席”之前我也一直在探究，一点体会是——为文学爱好者鼓好掌，为有潜质的作者扶上马、送一程，为广大作者服好务（不仅限于文学，还有生活）。 黄鹏：今年以来，你连续斩获了好几个诗歌方面的奖项，对于发表和获奖，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何规划？ 马晓鸣：以诗歌之名，这些年我受益匪浅，看得见的收获除了虚名和稿酬，还有云游四方（参加颁奖与笔会）、交朋结友、增加见识等。前些年，由于年轻气盛，我把发表和获奖看得很重，如今我已不看重了，没有满意的作品，我就不想拿出去出丑。 对于未来，我暂时没有什么恢宏的规划。但我一直想以黔东北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石阡县青阳苗族仡佬族侗族乡龙金村）为原点，以少数民族村寨的人文历史和传统文化为底蕴，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用诗歌的语言展现出来，写一组流淌在大地上的诗语，以示对家园的敬畏与感激、对风土人情的雕刻与观察、对当下价值观的拷问与思索。 黄鹏：你的工作、生活和写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否满意于现在的诗写状态？ 马晓鸣：我在广播电视台上班，八小时之内我做的是新闻编审工作，八小时之外是一位女人的丈夫、两名孩子的父亲，也与锅碗瓢盆、拖地洗衣打交道。 我是一个知足而幸福的小市民，写作对我来说是有感而发，我敬仰那种把文学创作弄得苦大仇深的人。当写出了一首新作时我会很满意，但过了几天就觉得不那么好了。 写诗就是在做白日梦 黄鹏：今年六月由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上，你以诗集《白日有梦》斩获了“尹珍诗歌奖”新锐奖。在我看来，字面上“白日有梦”寄托着一种美好的愿望与遐想。那么，你为什么会取下《白日有梦》这样一个诗集名字？ 马晓鸣：获奖是一种幸运，更何况获的奖项是“贵州省最高级别专业诗歌奖”，除了感谢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我仍然会从疼痛里提炼分行的黄金。 白日梦是指清醒时脑内所产生的幻想及影像，在我看来，写诗就是在做白日梦，而梦想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所以我为这本诗集取名《白日有梦》。 黄鹏：《白日有梦》是一部什么样的诗集？透过这部诗集，你有什么话想要向人们诉说或者传递？ 马晓鸣：交出版社时，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白日有梦》收入的是青年诗人马晓鸣2008年至2016年创作的部分诗歌，共115首。《白日有梦》里的诗歌关注着现实生活、体现着时代精神。诗人总是返回到生活即景，在常态生活里耐心捕捉那震颤人心的一刻。诗人的笔下多是亲情的抒写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事命运的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在读了《白日有梦》后，写下了“贵州苗族青年诗人马晓鸣的诗歌写作以贴近底层生活真相、展示质朴心灵状态为旨归，他为当下诗坛提供了最接地气、极具乡村情结与族裔认同意识的诗歌文本，尤其是马晓鸣诗歌中具有时代症候的疼痛经验的书写与呈现，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在这里，我要感谢谭五昌先生及关注我的人用类似的方式激励着我这样的一个草根诗者。 如果说这部诗集想向人们诉说什么的话，那就是想弱弱的传递“那片土地的温度、底层生命的痛感”。 贵州人需要“夜郎志大” 黄鹏：第三届贵州诗歌节举办地在百里杜鹃，在此之前你来过吗，此届诗歌节上的什么事情让你难忘？ 马晓鸣：2015年4月，我们一家三口来过百里杜鹃。那时，山山岭岭的杜鹃花一眼望不到边，场面十分震撼。我认为，这里真正是其他地方不可复制的宝地。 我曾写过一首关于百里杜鹃的小诗：绿的草木，红的杜鹃织一张大地毯/蓝天是顶高高的帽子/春风撒野//眼睛不够用/那是十万大山延绵。 此届诗歌节让我难忘的是：领了一个奖，见到了一批天南海北的文朋诗友。 黄鹏：作为十余年来的一名贵州诗歌在场者，你对贵州及黔西北青年诗人的总体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马晓鸣：贵州厉害的诗人多，放在全国的背景下来审视，其诗歌整体质量排名也应靠前，只是由于地域和认知问题，贵州诗歌在全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觉得我们贵州诗人需要“夜郎志大”、抱团奔跑。前不久，贵州作家肖江虹已斩获了鲁迅文学奖，为贵州作家扬眉吐气了一回，我们虽然难以成为“肖江虹”，但我们也应“小狗也要大声叫”，发出自己低沉而洪亮的声音。 “黔西北青年诗人以其人数之多、实力之厚而被誉为黔地青年诗人的重镇！”我对这个评价很是认同。我熟悉黔西北青年诗人中的许多人，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受访者马晓鸣：贵州石阡人。有作品在《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星星》等发表。已出版《文学千千结：对话部分当代著名作家》、诗集《白日有梦》等。曾获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贵州尹珍诗歌奖等。  访问者黄鹏：本名黄忠贵。1987年生，贵州织金人。贵州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马蹄上的村庄》。现为毕节试验区杂志社记者，居七星关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