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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于2018年8月11日揭晓，9月20日在北京颁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6卷本同期出版。作为具有国家荣誉的重要文学奖之一，鲁迅文学奖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以推动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是党的十九大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文学评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发挥文学评奖工作的导向作用，把真正体现新时代中国文学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具体要求。 于此，在修订《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及《细则》基础上，评奖办公室于3月15日，发布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公告，经过公示和初步审核，计有1373篇（部）作品参评。中国作家协会聘请77名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各奖项评奖委员会。6月15日，评委开始作品阅读。7月28日，各评奖委员会集中评议，经过反复讨论和四轮投票，8月7日产生七个奖项各10篇（部）提名作品。提名作品公示后，评奖办公室将收到的反馈意见提交各评委会，8月11日，各评委会进行第五轮投票，评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七个奖项共34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会议批准，评奖结果发布后，即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大家一致认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指引下文学由“高原”迈向“高峰”的重要见证。 现实题材的深入掘进 34部获奖作品，总体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广大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四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成果的一次检阅。获奖作品题材多样、主题鲜明，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多元性，但在文学视野的广阔性和表现内容的丰富性同时，现实题材的深入掘进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主要特征。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记述了国家领导人与作家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真挚情谊，“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朋友之间的两心如月、肝胆相照让人读来感念非常。《乡村国是》是纪红建行走上万公里，寻访202个村庄对中国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故事的真切记录。书后附录涉及湖南、云南、宁夏、甘肃、新疆、贵州、广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西藏等地202个村庄的名单，读来让人肃然起敬，作者全景式的视野和带温度的报告，让我们看到30多年来党中央关怀下脱贫之战与“精准脱贫”的成果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为写出现实生活的宏阔场景与鲜活质感到火热生活中去为人民的创造所动情的作家形象。2014年6至8月，应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之邀，许晨随同我国深海潜水器“蛟龙”号前往太平洋科学考察，《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是反映我国载人潜水器研发海试的报告文学，这不是一般的工程报告，它写出了人类对南极、北极以及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之外的，对数千里乃至上万米以下的海底世界最深极的征服与探索，作为时代文明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作者以激情满怀、沉潜生活的文学书写，体会勇敢，感念崇高，以大量的事实细节书写了改革开放后科技专家与技术人员的拼搏，以一种对奋进生命的歌赞传达出中国人民“胸怀大海、走向世界”的襟怀和胆魄。现实题材所关注的核心是人民，人民是文学的书写中心，弋舟的《出警》写的是保卫普通人生活安宁的普通人的工作。李修文在其散文集《山河袈裟》自序也记述了自己在医院陪护亲人的经历，在开水房、注射室、天台上、水塔边、芭蕉树下，与普通人的遭遇，让他立意继续写作并写下“我的同伴和亲人”的，正是人民，“人民”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他们，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在“我”与“他们”之间找到血肉联系之后，作者感叹，“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李修文曾赶赴汶川地震现场参与救助，在记录汶川地震的文章结语中写到：“许我背靠一座不再摇晃的山岩；如果有可能，再许我风止雨歇，六畜安静；许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惯常和微小的事物教会作家并最终完成了对作家个体的“救赎”，那文中一再出现的震后“一个孩子正捕捉萤火虫”追逐光明的意象，不正是那句由来已久诗句的呈现：“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让它不向你的灵魂接触？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着其他的事物？” 历史溯源中的文化自信 文学对于新时代的多层次多侧面表达，显示了作家在现实把握上的深入思考与艺术掘进。与此同时，文学还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历史、溯源传统时的高度的文化自信。首部赢得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作品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以娓娓道来的文化耐心讲述了天津卫人的血性和一座城市文化血脉的养成，城市是有灵魂的，城市的灵魂就是这城市中人的品行与人格，在对文化人格的提炼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个性，而在鲜活的个性中又有着与仁义传统的深在贯通。同样，在《北京：城与年》中，宁肯以自己的儿时经历探讨了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关系。筒子河、城墙、角楼、胡同、会馆、夹道、防空洞一一复活，琉璃厂、荣宝斋、北图、美术馆、新华书店、红塔礼堂都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发生着深在的联系，此种记忆考古，正如老舍所言：“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一个我！”小白的《封锁》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周详赅博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的风俗还原，使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烈光芒。 肖江虹的中篇小说《傩面》书写傩村傩师的生活与情感，与之对应是一位离乡失意的青年女性对于生活和情感的自疑与再寻，一边是沉潜于古老民间文化的传承之中，而“看着矮凳上的人，又看看水缸里头的人，秦安顺不晓得到底哪个自己才是真的”的生命与传统的叠印；一边是“本来得意地认为，每天的恶言相向能将世间的温情痛快地杀死。渐渐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倦怠与无聊，作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是如何浸润和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态度的，还以“各有各的秩序，各有各的经纬，不同时空在那一瞬被接通了”的叙事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更大的宇宙空间。夏立君的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追溯屈原、李白、司马迁等历史人物的文化人格，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人文精神的薪火传承，其中的文化自信是何等动人。丰收的《西长城》以40万字的体量全景展现了新疆兵团60年的壮丽历史，几代人屯垦戍边、建政维稳、修渠饮水、开荒造田、植棉种瓜，那是一种建设新生活保卫新生活的信念支撑起的长城，令人在历史的回溯中肃然起敬。历史有时并不距我们很远，它有时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尹学芸的《李海叔叔》都写到父辈，时间段都集中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视角也都是作为女儿的观察和亲历，后者父亲每年大年初一在河堤的暮霭中无数次接李海叔叔的情景，和“我”作为联络王、李两家的纽带翻山越岭去给苦梨峪的李家送麦子的情节，读之令人动容。苦日子里的帮衬与救助，使得作家体悟到两代人的待人之道，“我们这代人，到底跟父辈有着不小的差距。他们能把友谊保持几十年，我们却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到结论”。面对“这不止是心态问题，应该说，骨子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的反思，黄咏梅的“父亲”有着那代人的洒脱，这个走过天路与共和国同龄的卡车司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欺骗时都能保持做人的从容和优雅，游泳的“他”和货船交汇之后，“父亲又回到了河中央，他安详地仰躺着，闭着眼睛。父亲不需要感知方向，他驶向了远方，他的脚一用力，运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这是何等的人生自信，而写出这般自信的又是何种文化自信在支撑着作家？文学理论评论中，白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思想论述的文集《文坛新观察》、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专著、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的论文，均显现出文学理论评论界深入问题、尊重事实、捍卫历史的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 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发现 “一缸浆水的馨香滋养两个家庭的日子又开始了。”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所述改革开放之初的贫困地区生活虽并不富裕，但人与人关系的质朴如浆水中的酸菜一样滋味绵长，亲情之中，是爷爷对生活的满足与自得，“放下筷子，朝阳的光从向东的窗口照进来，光斑洒了爷爷一脸，他一脸金黄，很快这层金色绽开了花，冰面破裂了”。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写初中从外地转京读书的女同学的成长，就是在重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在一个人对抗一家人的叫喊、哀号与颤抖中，在做生意、投资被骗、割腕自残的人生的大起伏中，仍闪现着一个月夜中伫立在庭院里听小提琴倾诉的身影，一个一直想买一架钢琴热爱着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女孩子，她的理想就是“想活得有点人样”。朱辉的《七层宝塔》写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无可依傍，大地被大路小道画成了格子，宝塔被盗，邻里关系紧张，但“不知道怎么安置自己这个身子”的唐老爹仍坚韧地寻求着内心的安宁。这令人想起阿妈斯烱的哀伤，“我的蘑菇圈没有了”，那是守卫者的哀伤，阿来的《蘑菇圈》写一位女性对美好自然的守卫，他把她放在一个更大的天地里，“五月，或者六月”，“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的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这是日常生活中美的停顿，它庄重到“所有卵生、胎生，一切有想、非有想的生命都在谛听”。“一朵一朵的蘑菇上沾着新鲜的泥土、苔藓和栎树残缺的枯叶，正好在新劈开的木柴堆上一一晾开，它们散发出的香气和栎树香混在一起，满溢在整个院子”。这是饥荒年的日常，是困难时期人所感知的自然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汤养宗的《去人间》、杜涯的《落日与朝霞》、胡弦的《沙漏》、陈先发的《九章》、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中比比皆是。心灵与自然、生命与万物之间的微妙关联赋予了语言以新的面目。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发现，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诗人与作家对生活的深在热爱与真挚信念。 自然观照中的浪漫情怀 布谷、画眉、噪鹃、血雉，覆盆子、蓝莓、沙棘果、蔓青，还有苦菜、鹿耳韭、牛蒡，我们的文学中有多久没有这些鲜活的景象了？法海说：“来世我不会变成一朵蘑菇吧？”斯烱：“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转生啊。”法海：“蘑菇好啊，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呆在柳树荫凉下，也是一种自在啊。”我们的书写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不到这样的对话了？阿来的《蘑菇圈》写的那位守卫者，换成真实存在者的话，就是徐刚，这位30多年前写出《伐木者，醒来》的作家，是中国自然文学在当代的重要开创者。如今，他又以毕七年之功的《大森林》为我们奉献出他“内心的风景”。文学是人学，同时，文学还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之学。的确，《大森林》囊括了从史前至今森林草木体制沿革之种种文化流变，涉及植物、气象、地理、文史、考古、人类学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可以想见作家年少时崇明岛荒野湿地的浸润对其全整的世界观的影响，而与草木之沉默与高贵的经年对话，又是如何使其感受到写作中“天地草木赐予我的美妙感受”的“无可言喻”。诗性与史性，知性与神性，林木葱郁，芳草萋萋，光阴故事中生命的美好，都会叠印于一页页稿笺——那也是生命树——的自认。“心有风景”的人还有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是其继《羊道》《冬牧场》之后最新的长篇散文，在对置身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耕作的母亲的叙事中，为我们展现了辛苦的劳作、内心的期冀。90亩耕地吗？把它们种满葵花！人与大地的对话刚刚开始，以种子、以秧苗、以开花、以残余的杆株和油渣，是啊，什么样的艰难都挡不住母亲眼中的“金光灿烂，无边喧哗”的葵花。牛群、羊羔、白马、胡杨、星群、月光，鲍尔吉·原野的笔下永远有化解忧伤的沉静，《寻找鲍尔吉》中的幽默和善意，那与来客唱一个小时，从《达古拉》唱到《诺恩吉亚》再唱到《达那巴拉》《金珠尔玛》《万丽花》直唱到来人脸上红润沁汗的《我爸》，还有“对我爸而言，文化不是一个民族的花边而是它的筋骨血肉，它们是土地和呐喊，是奔流的大河与马的目光”的《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蒙古民歌八首》更是情深意长，以蒙古女人名字命名的歌，其中《乌尤黛》唱尽爱情中的深情与相思，最美妙的是《月光下的白马》，月光下的马嗅着“我”的手的当儿，让“我”回到了锡林郭勒——“一匹飞驰的白马背上有个小孩，敞开的红衣襟掠到后腰。马在一尺多高的绿草里飞奔，小孩像泥巴粘在马背上。那匹马好像又回到了眼前，在月光下如此安静”。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寥廓的自然之中，一切人的故事，无论少年还是老人，都呼吸于自然之中，自然，如我们的母亲，看待一切，原谅一切。当然，为我们提供更多经验的还有更悠久年代或更遥远地域的人群，《火的记忆I：创世纪》《潜》《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都是给我们珍珠般记忆的书籍，它们经由“白马”般的信使送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世界的广阔与人心的浩瀚。而这的确是任何东西都封锁不了的，这种打开，这种天地草木赐予的美妙感受，这种在自然之中与宇宙共生的生命之美好，都会叠印于一页页稿笺，文学因之而成为人类精神的生命树，它葳蕤葱茏，而又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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