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热议讨论，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下出家、和尚这个现象的关注。《出家》讲述的是：农村青年方泉带着妻子和女儿到城里生活，他以为靠自己努力打工也能使一家人过上好生活。所以他拼命地工作，一个人干几份工，他做过送奶工、送报员、油漆工、甚至开过黑三轮。尽管他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千方百计地干活挣钱，但日子并不好过，而且他想象中的好生活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后来，方泉无意中参加了一场佛事活动，让他不仅赚到了钱，而且还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尊严感。之后他便开始以假和尚的身份频繁参加各类佛事活动，在庙里的方泉似乎也干得如鱼得水，但回到家里，他又是一个疼爱妻子的好丈夫、宠爱三个孩子的好父亲，他就这样在出世与入世间转换着角色。当他靠着做假和尚赚来的钱，让妻子和孩子过上了貌似稳定的生活后，一个做寺庙主持的机遇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经过一番煎熬、挣扎之后，方泉选择放弃家庭，决定出家当一名真和尚。
    一、末法时代里的末法僧人——方泉
    倾了爱也要庙的欲望僧侣：可以看到，张忌在小说的一开始让主人公方泉接触寺庙时，就将其出家定位为一种职业。在第一节里，方泉是在阿宏叔的劝说下剃了头，他要去做空班就是为了赚钱。小说的最后，不同于只是为了生活而出家的和尚们，方泉是在可以解决生活与生存问题之后，依旧选择了出家。可以说，他的出家里有了更多的欲望的存在。毕飞宇曾在评说《受戒》时，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做比照，标题则为“倾庙之恋”，是倾了庙也要爱，这种爱里有仙气，是童真、纯净、脱俗；那么在《出家》里的主人公方泉恰恰相反，他是倾了爱也要庙。他想要建一座宏伟的庙宇，他想要做一个“明星”般受众人拥捧的和尚，他更想要受万人膜拜与尊崇，他内心应该有想要成佛的欲望。可是要满足他的这些不同一般的欲望，他就必须要离家抛妻弃子。当他有了出家的决定，“他又舍不得离开孩子和妻子，或者说，他没胆子去面对他们……随后，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给自己的这个决定找理由”，因此，作家自己会觉得在这个部分，“他对方泉有点小小的嘲讽”。这都注定了方泉最后的出家绝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出家，充满崇高，有着苏曼殊诗句中“行云流水一孤僧”那样斩断尘缘般的毅然决然。
    末法时代：再来看一看方泉出家时的宗法背景，用小说中慧明尼姑的话来讲，这是一个末法时代。何为末法时代？这是慧明在讥讽如今的和尚念经打坐再也不用功，只是在走形式、混口饭吃所说的。而在小说中，也可以解读出，和尚们出家的最高目的，也如阿宏叔所说的最高境界，是让做和尚这碗饭能够变成一个“金饭碗”，是要“钱自己来找你的”。褪却了神圣与崇高，完全世俗化，这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真的已经是宗教的末法时代。而方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出家，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印记。他的出家，并非斩断尘缘，更非看透一切、了然一切，相反是仍旧带有私心，有着更高欲望的末法僧人。
    个性化过程：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自性”。“‘自性’指的是那个像‘真我’、像‘道’那样不仅在我之中，而且也在所有人之中的东西，它是心理的总和”。荣格认为人在心理上要完成一种“个性化”的过程，每个人需要经历与自我在心理上一直压抑的另一面的相遇，以及对原型（意象）的认识，也就是将“无意识并入意识的综合过程”。而认识具有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往往通过、幻想以及某种神秘的体验来实现”。实际上荣格本身也是一位对佛教及禅宗非常感兴趣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这种自性化过程的提法其实也近似于佛教中所说的自性圆满，是脱离了你原本一直认为的那个“自我”，是“自我去中心化”的过程，是整合了你无意识中的一部分，逐渐走向“无我”“大我”，与众生融合的过程。而实现自性圆满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几乎无法实现，但它是人在一生中都要经历并要不断做出的努力，也是精神发展的最高境界。
    虽然方泉在世俗的日子当中想方设法地努力生活，但依旧被生活的重负所压。然而他恰恰是一个有佛缘的人，他在庙里能找到安宁，他还能在看了《楞严经》后，忽然脱口背出，他甚至能在诵经的过程中得到一种神性的体验，获得肉体上的解脱与精神上的满足。所以说，他其实也在经历一种自性化的过程。而在做空班赚钱的日子里他有了更多的灵性体验，梦般的提示、引导，在他的这些体验中会反复出现水与光，这些无疑就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对宗教的一种信仰与灵性的向往。方泉在接触庙宇的过程中，有了一种更高的欲望，当他将这些欲望从心底深处释放时，尽管看似也违背了一些社会上的道德规范要求，但也是听从了一种召唤，让“我”变得更加完整。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方泉在这样的末法时代里，看似并不能摆脱世俗气的出家，这种倾了爱也要一座庙，来安放自我更高欲望的做法，以及他从世俗角度看似带有悲剧性的出家，在心理学角度上又有另一种阐释，也有着其必然性与鲜活明亮的一面。
    末法时代里的末法僧人：一个释放了自己身体内有着如此欲望的人，在这样一种个性化的过程中，必然也要经历一定心理上的痛苦过程与体验。小说在结尾处暗示了孤独将是他以后漫漫修行途中不可避免的。在穿越了高山海洋，越过了所有时间空间后的自我，最终还是疲倦地落回到了原地，“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我，孤独地坐在东门庵堂那道冰冷的石门槛上，相互眺望”。但也只有这样一个在心理上日趋完整的自我，才能在以后孤独的修行中努力去实现另一种圆满。
    张忌对方泉这样一个带着世俗气的“素”和尚绝没有贬低，他干净、朴素的语言特色，与方泉善良、温和的性格正好相得益彰。这种统一性恰恰写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这大概也是最体贴、最动人的地方。方泉的出家看似不温不火，不热闹，其实却是心有千层浪，有生活中难熬的艰辛，有心理上的逃脱与挣扎，但却又有看似闲来一枝却妙笔生花般的神迹显现，那空中的云，那灵性体验中的水与光亮，那种美妙的感觉……有的近在眼前，那么贴心，有的又仿佛镜中花，让人难以企及。但无论怎样，又总是与你心似连在一起，既有你想逃避的，又有你想要拥有的。可现实生活中，你必然会面对在心理上想要日趋完整的挑战，在行动上又有抉择的痛苦，这或许就是末法时代里的真实的和尚，也是真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你，是我，是众生。
    二、佛前修行的花儿——秀珍
    现在我们不妨把目光稍微偏移一点，去关注一下方泉身边最亲近的女人——秀珍，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前农村家庭妇女，后来做了超市收银员。相对于方泉的出家，我觉得秀珍更像是佛前的花儿，她虽然远离寺庙，但精神上却在完成自己的修行。方泉与秀珍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有了两个女儿，但都想再生个男孩。方泉是受传宗接代的观念驱使，但秀珍是想通过生一个男孩留住方泉。她貌似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一直在默默地成全别人的欲望，她看到了方泉对世俗生活不仅是身体上，更是精神上的一种厌倦。但她生了儿子后，家庭无疑有了更大的负担，在生活上无形中又将方泉往出家路上推进了一步。在小说快结束时，一直在忍耐中的秀珍终于提出让方泉不要再当和尚了，她所有的努力和争取，其实是另种意义上的祈求方泉不要再去庙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但方泉在家中待的这些日子里，那时不时“望天望云”的失神模样终于让秀珍失望了，她一直以来的守望并没有用。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是很有意味的。已经决定去当和尚的方泉，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带着秀珍上了山前庙后的山。在同样的山上，要帮方泉盖寺庙、成为他的护法的周郁教方泉给她发间插杜鹃花，方泉守住底线，最后将花儿放在了她的手中。那么这次在秀珍面前，方泉是自己摘下花插在了秀珍的发间。但当方泉解释自己出家的原因（主要是以他的许愿“要生了男孩，就会皈依佛祖”为由，也以生了男孩后未皈依，因此才让秀珍长了囊肿，而他并不想以后失去她）时，秀珍是这样说的，“其实你不用说那么多的，我都明白了”，“说完，她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她将头上的那朵杜鹃拿下，用力地扔向了山谷”。看到这里，你也许会为秀珍难过，但你更会觉得秀珍这个女子不简单，她不掩耳盗铃，听从金钱的欲望，为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她努力地争取也勇敢地反抗过。所以最终她把那朵杜鹃花扔向山谷。这个举动代表她也做出了选择，在他明白方泉最终要放弃这个家时，她也不要方泉了。她不需要方泉，也不需要安慰，她只有独自去接受面对方泉出家这个现实了。这一扔，不亚于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对丈夫海尔茂所说的那句宣言，“首先，我是一个人”。是的，在这里，从某种程度上看，方泉也成就了秀珍从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过度。
    真正的修行，也存在于世间；或者说，在世间的修行，其实更难更痛。看着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被别人遗弃了你仍旧能接受；面对生活中不停地痛苦与失去，心灵上仍要不断“平静”地接纳、包容、过下去，这也是修行。方泉成全秀珍过度为一个“人”，他的离家而去，在某种程度也使得秀珍要不得不选择“出家”——在世间继续着并完成自己的修行。我们可以预见秀珍的坚毅与勇敢，她会支撑着这个并不完整的家继续生活下去。这恰与方泉最后不敢直面秀珍，倾倒了爱也要庙时的种种理由的堆砌成为鲜明的对照。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秀珍更像是一朵真正在佛前修行的花儿。
    巴金先生说“把心交给读者”，读张忌的小说，给我的感觉是他能够把心交给他笔下的人物，记得张忌在一个访谈中说，“在写《出家》的时候，我就将自己当成了方泉”，“写完《出家》，我自己基本上也是完成了一次出家”。这种设身处地站在小说人物立场，与小说人物和平相处，一起生活，一起煎熬、挣扎，同喜同悲的写作姿态，必然会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种作者、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切感、代入感和认同感，大概亦是张忌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原因。也因此，《出家》能够在当下繁花似锦、斑斓多彩的长篇小说丛林中依然可以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作者单位：《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