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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没有什么事是比结集出版自己的作品更令人快慰了。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偶然获悉，读写数载、而今已不惑的赵鲲学兄，终于出版了诗集《待春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版）、散文集《素瓷静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时，不由地为他感到高兴。 《待春风》集中收收，多为新诗。正如邵宁宁教授所言，其“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感悟和场景，即兴者多，但也有一些颇有赋得的痕迹。诗的内容，也很家常。身边人、身边事，时而谈论一点时事、文艺，发一点思古之幽情，或咀嚼一下死亡这类黑色的话题。语言是洗练的白话，但也会点染进一些典雅的语句。”（《“看那个在梦中把脾气发向世界的人“》）后来也不乏反讽、冷嘲之作。不过，我特别愿意向读者推荐的是，此集中的若干现实主义诗作。譬如《包身工》，在简要地描述了包身工的工作环境、神情、姿态、居住条件之后，第三、四段这样写道： “包身工” 开饭了。 这帮穷鬼、乞丐、奴隶凑在一起吃面 老板娘站在一旁， 拿着舀饭的铝勺，虎视眈眈 她的肚子和乳房一样高耸，气壮山河 两条瘦狗不时把嘴伸进地上的大铝锅里 空气中传来这帮智障、傻子 呼噜呼噜吃面的声响 （天山的雪水从圣洁的山峰上滑落。苍穹蔚蓝） 圣洁与污秽的对照之间，在污秽、罪恶的内面，回荡着的仿佛是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多重传统的声响，但在作者笔下，并非炫学自是、徒以文饰其谫陋。相反，它们完全融汇于一体，服务于其抒写的目标——那群在边疆的一家化工厂里的包身工的命运。整首诗寥寥百余字，却将这些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令人辛酸、绝望的处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全篇循此而一味渲染悲辛，引动读者的情绪反应，而是走出了这一写作套路/陷阱，末尾一节的最后二句“据说，天兵天将已从公安部派出/前来解救他们最可爱的同胞”便显示出作者有意控制情感、施予诗歌反思性和批判性、提醒读者思考的努力，这较普通的所谓“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的作品，似乎更胜一筹，让我们忘却了这原本是一首取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2010年12月11日，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一化工厂，被爆出多年奴役、虐待残障“包身工”的丑闻）的诗。 当然，这并不是说赵鲲的每一首诗都如此成熟、耐读。观其不少登山涉水、游览风景名胜之“赋得”，仍如伊沙《车过黄河》一般，虽然不能说是坏诗，但的确未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坦率地说，伊沙，或者说早期的于坚的那种风格的诗作，也曾吸引过我，到现在也还是很有吸引力，但现在的我，却更期待一种现代人能够体验得到的宏伟、雄壮之感（也许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崇高、雄浑的审美主体（而不是再一次装作不屑、拼命消解）跃现于诗行之中。这一类的作品，恰如集中所收极少一部分旧诗，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来说，如何避免自我重复、滑入容易维持的诗境（无论是智力、诗艺、观念），如何避免每日一诗式的写作冲动，让自己内心隐秘的火焰更富有激情、持久的燃烧。 《素瓷静递》则收其散文、随笔五十余篇，大多篇幅均不甚长。其主题虽然有与诗集交接之处，但更多了一些书卷气。其中，有些短文、评论前此在报章等处登载时，我早已拜读一过，譬如《后书信时代》对书信文化在当代衰落的观察，甚为敏锐，拙文《幸有家书相伴》（《文汇报·笔会》2017年10月27日）就曾予以征引，但大多数篇什，还是头一回见。看其读书得间，说李白，聊顾随，论兰波、木心，谈吴兴华、李零、陈丹青、克里希那穆提，时有一得之见，不免心生钦羡。如其论吴兴华的诗歌，虽然评价极高，但也惋惜其“对现实、对时代的表现太少了，少到令人费解的程度。”由此出发，并对吴兴华的诗歌观念和用典等等技巧、形式层面的追求的限度略作检讨，这样一种“同情的理解”之评论，应能给予读者不少启发。 在该书的“代序”中，赵鲲说：“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她）写下的所有作品，根本上都是一部作品，即他（她）的灵魂的肖像。”熟读文学理论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法郎士、李健吾、朱光潜式的说法，虽然多少有点老套，但日光底下，又有多少新事？如果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看，《待春风》、《素瓷静递》何尝不是赵鲲本人“灵魂的肖像”？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的肖像”？就我所见，敏感、内敛、孤寂而又才华横溢，是这一肖像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回到文学批评，这一肖像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独创性的贡献，乃是我们必须思考、回答的问题。只是，因我自己的专攻在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等等方面，对当代文学所知甚为有限，故而只得道出如上阅读印象、感受，权作抛砖引玉，寄望专业的文学评论者，对赵鲲的诗文创作给予更为严格、内行的批评。 西人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尝言，每一作者都应该感谢他的批评者（如果不是人身攻击、诬陷的话）。想来，这也是为作者所乐见的。 本文删节稿发表于《羊城晚报·人文周刊》2018年4月29日A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