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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士禛晚期诗风“亦唐亦宋”特征及其神韵诗风的实质 康熙十四年(1675)，王士禛开始公开在京师提倡宋诗风。随后宗宋运动迅速升温，但也引起京师宗唐诗人的不满，由此王士禛的诗风有了向宗唐一面的回归。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编选《十种唐诗选》，康熙二十七年(1688)又编选《唐贤三昧集》，这是王士禛晚期宗唐的标志。但晚期王士禛的宗唐，已经发生了改变，跟他早年的纯粹宗唐已经有所不同了。因为在这种宗唐之中，已经掺入了不少的宗宋成分。虽然他也提倡神韵，但个人的诗风，却已经有了明显的“亦唐亦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亦唐亦宋”，已经不再截然可分，而是进行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改造，唐与宋已经不可分了。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用典。王士禛诗歌有博学特征。这从惠栋等人的几种《渔洋精华录》注本的旁征博引即可看出。对《渔洋精华录》注解稍作梳理，就会发现，王士禛诗歌中的用典涵盖了经史子集、诗画佛道等各个方面，且几乎每句都用典。所以翁方纲《渔洋精华录序》中提到了时人对王士禛诗歌用典的观察：“或曰读先生诗，当熟《史记》、《汉书》”[4]1360，就是因为王士禛诗中有大量引用《史记》、《汉书》的典故。 第二，在唐风意境中，加入了文人意趣、学问之说，有明显的“以学为诗”倾向。王士禛的诗是充满文人趣味的，这一点稍微翻开他的诗集即可发现。王士禛诗有大量的谈学问之处，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碑铭考据之学自不必说，甚至一些作品还提到了西学的问题，如《招梅定九并题写真》题下小注：“梅精律历，著《中西算学通》。”[3]1094这就谈到了西方数学的问题。总体看，王士禛个人的学问非常渊博，其诗中也展现出这一点，故而沈德潜就认为“渔洋诗以学问胜。” 第三，从诗的标题与内容上看，往往是台阁酬唱、文人往还，多有类似宋人之处。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曾谈到诗歌题目：“予尝谓古人诗，且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诗且未论雅俗，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辨之。如魏晋人制诗，题是一样，宋、齐、梁、陈人是一样，初、盛唐人是一样，元和以后又是一样，北宋人是一样，苏、黄又是一样。明人制题泛滥，渐失古意。近则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谈尽窜入矣，诗之雅俗，又何论乎?”[3]4620特意提到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题特征。而从王士禛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他的大量诗题，有模仿苏、黄的痕迹，具体体现就是标题起得特别长，近乎一小段散文。如《闻越王台重建七层楼，寄陈元孝、屈翁山、梁药亭》[3]1296《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吴商志、门人蒋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铭、殷彦来分赋得钱思公》[3]1112，等等。 第四，王士禛有大量的题画诗，浸润着文人雅趣，近于宋人。对于王士禛的题画诗问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虽然唐人也有题画诗，但总体来看，王士禛的题画诗展现出极高的文化含量与文人雅趣，明显类似宋诗。 当然以上都还只是一些“外部特征”，并未触及到王士禛晚年“亦唐亦宋”诗风的最根本内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王士禛晚期“亦唐亦宋”特征，恰恰最根本地体现在他的神韵诗风中。所谓“神韵”，众所周知，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给出过解释：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9]351 王士禛自称神韵的核心特征是“清远”。然而清远，并不是唐人诗境的主流特征，准确地说应是宋人诗的主流意境特征。唐人诗有“清”的一面，但还谈不上是主流。 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诗风，绝不是单纯来自唐人诗风，而是一种经过宋人过滤的唐人诗风。具体说，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学习苏轼诗歌中偏于唐人风格的诗歌而来。换句话说，王士禛神韵诗风，本质上是苏轼创造的一种诗风。王士禛晚期诗风，最典型的特征都体现在《渔洋精华录》所选的作品中。据王士禛门人林佶后序，该书是：“门人盛侍御、曹祭酒尝仿蜀人任渊纂《豫章集》之例，择其尤合作者千余，以为《精华录》，凡十卷。康熙庚辰夏，先生以授门人林佶。佶承命编录，稍有增减。”[4]1221康熙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而从王士禛与林佶的书信来看，王士禛本人也参与了编选。因此这部选集是代表王士禛本人所认可的诗风的。翻阅《渔洋精华录》会发现，这部诗选确实是以神韵为选诗趣味，所选诗歌风格都是偏于清远、恬淡一类的。 这种诗风乍一看，有点类似王、孟、韦、柳，但又绝不相同。实际上王士禛在各类文章、笔记中谈到王、孟、韦、柳的地方并不多，远远少于谈到苏轼之处。翁方纲也认为，王士禛的诗风不主要学习王、孟、韦、柳，他在《渔洋精华录序》中说：“谓先生师韦、柳者，似矣，顾何以选《三昧集》而不及韦、柳?又有谓具体右丞，似矣；然又何以抄五言诗不及右丞?”如果王士禛服膺韦、柳，为何在《唐贤三味集》中不选韦、柳的诗?而虽然《唐贤三昧集》的选诗是以王维为中心，但王士禛的《古诗选》(即《五七言诗钞》)却又未入选王维作品。原因何在?由此翁方纲将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学习王、孟、韦、柳的看法否定掉。他认为，王士禛的诗风与王维诗风确实有点像，但王士禛诗风并不是主要学习王维等唐人。 那么来自处何在?应该是来自苏轼。苏轼是宋人，他当然也要学习唐人诗，唐人的清远、恬淡一类诗风，到他手中当然会有某种变化。翻阅苏轼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诗风具有多面性，是由多重风格混杂而成。有雄壮、豪放的一面，有以文为诗的一面，有以议论为诗的一面，有恬淡的一面，如和陶的那些诗，也有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苏轼的诗歌风格时说：“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10]80即是指出了苏轼的论诗有“清远”、“清雄”的风格趋向。程千帆、莫砺锋二先生在《苏轼的风格论》一文中认为：“在苏轼所指出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合的艺术风格中，以‘清’为一方的情况特别多。仅上文所提到的例子中，就有‘清’与‘雄’、‘清’与‘厚’、‘清’与‘敦’、‘清远’与‘雄丽’等等，其中尤以‘清’与‘雄’为常见，在苏轼的书论、画论、诗论、文论中都出现过‘清雄’的概念。”[11] 而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吸收了苏轼诗中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作一些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比如苏轼有一组两首《庐山二胜》的诗，其中一首《开先漱玉亭》王士禛多次提到。在《开先寺赠颙公》的自注中王士禛说：“苏公《开先漱玉亭》：‘欲从琴高生’云云。”[3]1223在《寄题三叠泉》中王士禛则说：“坡公赋庐山，选胜仅取二。开先与三峡，双瀑谁轩轾?”[4]1201也是提到了这组诗，足见王士禛对苏轼《开先漱玉亭》一诗的重视。而苏轼这首诗的风格与王士禛的诗风，非常类似。《开先漱玉亭》全诗如下： 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余流滑无声，快泻双石谼。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12]1987 这首诗整体看，跟王士禛《渔洋精华录》中那些主导风格的神韵诗，非常接近。尤其是写景的句子“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带有典型的清远特征。《渔洋精华录》中几乎每首都包含这种类型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在苏轼的诗集中也大量的存在，是苏轼诗歌几种主要的风格之一。再比如，王士禛于乙丑年(1685年)所作的《半山亭》一诗：“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自注：坡公《题峡山寺》句。)夙爱老坡语，几载思禺山。……宴坐半山亭，下见凝碧湾。……”[4]1156其中“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即是出自苏轼《峡山寺》诗，苏轼全诗如下： 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空不可见，雾雨霾髻鬟。[13]1161 苏轼的这首《峡山寺》明显带有神韵色彩，其最后两句“林空不可见，雾雨霾髻鬟。”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兴致。而王士禛所引用的两句“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也都是写景一类的句子，王士禛将之引入自己的诗中，足见对这类句子的欣赏，即“夙爱老坡语”之意。因此，可以认为，王士禛的“亦唐亦宋”风格是以苏轼诗为主要取法对象而形成的。具体说，就是吸收了苏轼诗中意境清远、写景清丽的一面，而扬弃了其豪放的一面，扬弃其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一面。因此，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对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影响极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