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拓展和激活文献创新文学研究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8-09/05/nw.D110000zhdsb_20180905_4-08.htm ![](/uploads/collect/201809/10/153656583908359.jpg) 韩高年教授是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实力派少壮学者,这不仅指他的年龄,更指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敏锐思考、执意创新而又多能切中真谛的研究成果。《先秦文学与文献考论》即是能代表他的治学风格特色而于近期出版的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他十多年来在先秦文学与文化领域研究探讨的二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依据扎实的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发人所未发,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努力探索先秦时期诸多文学与文化问题,不人云亦云,提出了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独到的创见和看法,这些创见和看法,或填补了某些学术史的空白,或纠正了一些历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误认识,或在文献资料的搜求与充实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总体上看,论文集立足文献,努力拓展文献搜求的范围,所有的立论观点,都力求从解读基本文献的过程中得出,绝不架空虚说;面对近十多年来大量面世的简帛文献,力求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合理利用,既不漠视客观存在,也不夸大既成事实;在具体剖析文学文献的本质特征时,从先秦时期巫术、宗教、礼仪等客观实际出发,突破纯文学观念的束缚;努力注意广泛引用先秦时期特有的图像文本、岩画材料、彩陶纹样、钟鼎彝器等第一手素材,以作为辅助研究的有力旁证资料;对于西北甘肃青海地区早期华夏文明的诸多文化——如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前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等,予以充分的关注、参考和适当引用。正由于此,论文集展示了作者的宏阔视野、扎实考证和力图创新的风格特色。 具体来看,论文集中的论文,主要涉及上古文化(神话、宗教、礼制等)、先秦文献(《书》《易》《诗》《左传》《山海经》《楚辞》《论语》及有关出土文献等)以及先秦文学文体三个方面。我们不妨略举书中论文数例,以窥全豹。 如《先秦时期文化多样性观念的自觉之路》一文,作者认为,中华文化经历了史前、夏、商、西周等的不断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其间,各个历史阶段知识文化多样性意念的不断加强,是文化主体性形成的重要标志。史前期,以部族冲突与融合为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式,文化多样性观念体现为多部族的并存和联盟。夏、商时代,国家机器的运行成为文化演进的主要动力,散见于史籍中的“方国”称谓,标志着当时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核心要素已经集中于“地域”和“族群”之上。西周时代,分封制的确立,使文化的演进转变成了“中央-四夷”的互动格局,其时,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体现在了地域、族群文化的共存与融合方面。而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使文化的演进进入到了观念形态,逐渐脱离了文化对地域空间与族群的依赖,这使文化多样性观念走向了自觉,体现出了多元并存、争鸣碰撞的特点,从而构建成了中华文化既多元并存、又相互吸收的开放性动态系统。此文对中华早期文化的生存、演变、构架的勾勒与阐发,无疑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总体统御的卓越能力。 再如《先秦文章文体研究的几个问题》,作者提出,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文章文体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先秦时期文章文体丰富多样的整体状况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界对先秦“文章”概念的界定存有误区,这影响导致了对先秦文章文献的整理范围狭窄,进而造成对先秦文章文体的存在样态揭示不够、对先秦时期常见文体的生成机制缺乏理论概括、对一些独特的文体视而不见。作者认为,先秦时期各类文章文体的生成,主要是因着典礼仪式、朝聘会盟及立言不朽等现实需要,而发生的特定文化语境下言辞的结撰与发布活动,这些言辞已有独立的语体特征和文类特征,它们大多以被“引述”的方式,载录于经、史、子书之中,成为史家、卿大夫、诸子“言说”的“公共素材”。为此,作者认为,应当运用刘歆首创、蔡邕刘勰继之、章学诚章太炎发扬光大之“裁篇别出之法”,择取见之于经、史、子书中的各类文章文体,对其予以归类,并揭示其生成语境、文体特征、文体功能和演变规律。可以说,此文提出的看法和建议,很有实际针对性,极有利于先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系统化。 笔者似对《先秦卜居习俗对〈离骚〉构思的影响》一文颇感兴趣,此文所提出的见解,乃是不满近年来随着文本中心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兴起,文体问题一度被简单化为语言问题,而文体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以及文体的创造与接受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被挡在了文体研究的视野之外。由此,文章揭示出《离骚》文体的创造,与屈原所处时代的风俗对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离骚》的构思,主要是围绕“去留”问题展开,而这一构思,乃是受到了卜居习俗及其心理的潜在影响。作者认为,通过卜居习俗对当时人们影响的梳理,对于正确理解“离骚”题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文集中的精彩论断还有不少,我们光看论题即可见出,如《从马家窑彩窑纹饰看女娲神话的起源》《由清华简〈尹至〉等看〈商书·汤誓〉的年代》《〈周易〉卦爻辞所见商代贞人考》《“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文化基础》《论“诗骚传统”》《清华简〈楚居〉“求女”发微》等,其中既有扎实的微观史料考证,也有宏微结合的文学文化专题论述。 毫无疑问,这部《先秦文学与文献考论》论文集是韩高年教授多年科研成果的结晶,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位实力派少壮学者的勤奋努力和扎实功力,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推出更多更出色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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