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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鲁迅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时，曾提出“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考察。由于鲁迅的翻译以日译本为根据，文本经历了跨国别的旅行，本文首先追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表层的变形与内在精神的转化，认为科学小说即是这种文本旅行所创生的文类；其次，相比于同时期日本与晚清学者对于科学小说的解释，鲁迅独具一格地重视小说所表现的“人情”；以此出发，对于“人情”的强调使得鲁迅翻译的文本呈现出尚武的英雄主义和反乌托邦的浪漫色彩，而鲁迅自行添加的对科学探险英雄的礼赞，也与他在留日后期推崇反抗主义的“摩罗”诗人相通。 鲁迅初到日本的第二年（1903年）就开始了翻译活动。相比于后来专门从事文艺活动时的《域外小说集》，鲁迅最初的几部译著表现出了不同的精神旨趣，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对于科学小说的热衷。在这些译作中，如今可见的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鲁迅在仙台期间翻译的《造人术》[1]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曾回忆，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是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2] ，但考察他的翻译，却明显有不少地方逸出了科学的范畴。鲁迅曾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科学小说旨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然而“科学”与“人情”的关系却并非像他表述得这么分明。普及“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首要目的，但对于“人情”的强调却更能显示出鲁迅本人主观意图对文本的侵入，尤其是鲁迅所提倡的“人情”，使得他在晚清科学小说的翻译潮流中显得相当特殊。 一、文本的旅行与文类的诞生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风靡晚清译界，鲁迅亦对之十分热衷，他所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北极探险记》（译稿未发现）就同出自这一法国科幻小说作家。这些文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间里自西向东广为流传，经过了多重译本的漫长旅行，再加上各个译本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已无法将忠实作为衡量译本的尺度，相比之下，更值得分析的或许是这些文本内部的转换以及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那些部分。 卜立德在研究鲁迅早期翻译时曾从艺术旨趣的角度描述凡尔纳文本自西向东旅行的经过。他以《月界旅行》这部经历了从法文、英文、日文到中文的多重转译的小说为例，推测从英美译者开始，文本就已经和原作发生了背离。卜立德强调这一文本的旅行过程中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英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国作者大同小异，情趣约莫一致，因而艺术上的鉴赏大概也差不多；原著里写的特别巧妙或幽默的地方，译者会尽量保留。东方译者则不同，审美标准另有根据；西方读者觉得很精彩或有趣的文段他可能无动于衷，觉得没意思，把它删掉或改写。”[3] 但在东、西方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却不仅仅表现在卜立德所侧重的“幽默”和“审美”方面，同样不可忽视的，还包括文本的旅行和删改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尤其需要考虑到西方作为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强者，东方在与其遭遇和对抗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这一事实。 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鼓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征服全世界的欲望，尽管不乏对于殖民和征服的讽刺，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是在客观上代表了西方资本、强权扩张的形式。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对月界、地心、海底的探险以及环游地球的经历，喻示着一场同时展开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空间革命——由空间的扩展所缔造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超越了纯粹的文学范畴，成为现代世界来临之际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形态的历史象征。德国国际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将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理解为空间的秩序，他认为，“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某种标准和土地分配的基础上。因此，在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4] 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探险模式，其最初成因在于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的到来。正是探险家的航行故事创造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科学小说内涵的探险故事，表达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于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欲求，想象力边界的延伸与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化实质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19世纪，凡尔纳讲述的科学探险故事时，哥伦布即作为一个精神符号被屡屡提起。无论是在《月结旅行》还是在《地底旅行》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凡尔纳有意借助科学家群体——他们同时承担野外探险、扩展人类认知边界的责任——表达出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追怀，并向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反复致敬。如《月界旅行》第二回，在向众人演说月界探险的意义时，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便把哥伦布作为先驱，“今晚演说，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缘故。这大事业是什么呢？请诸君勿必惊疑，就是搜索这众人还没知道的月界，要同哥伦波发见我邦一般。”[5] 在《地底旅行》中，探险家亚蓠士同样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业激励意志，“昔哥伦波之探亚美利加也，在舟中合掌誓神，以慰愤懑不平之麦多罗士曰：‘汝姑忍之，若三日后不遇新洲，则誓归故国。’”[6] 于是，在随后的旅程中，原本怯弱的亚蓠士渐渐地学会了像哥伦布一样忍受艰难。 到了19世纪中后期，无论月界、地底还是海底，科幻小说所展现的对于新的空间的探索渴望，都不断刺激着读者原有的世界观和认知范围。明治时期发生在日本的凡尔纳热潮即生动地说明了科幻小说与空间扩张之间的关系。科幻小说为日本带来了如施密特所谓的新的“地球图景”。它挑动了日本读者对于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长山靖生用“进步与世界的扩张”这样的关键词来总结明治初期科幻作品的特点，随后又出现了“民权乌托邦”、“国权小说”，到20世纪初期，则进一步发展出“未来战争”与“世界的灭亡”这样的主题。[7] 人们能从一部科幻小说史中看到日本近代改革维新与对外扩张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翻译、创作和阅读科幻小说的精神背景与明治时期日本的改革与西化潮流紧密配合在一起，工藤贵正由此认为，“如果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是指明近代日本方向的理论的话，那么，我认为唤起和加强普通百姓现代意识的，正是凡尔纳的‘科学的’冒险小说”[8] ，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为了加入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而进行观念革新，科幻小说在此间居功甚伟。 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最先推动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对于梁氏而言，科幻小说首先意味着一种振奋起中华民族、建造现代民族国家以加入新的世界体系的契机。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均为晚清科幻小说的翻译提供了最重要的舞台。梁启超推动科幻小说翻译的动机显然来自于他的启蒙热情。鲁迅对于凡尔纳的接受与翻译无疑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他在《月界旅行•辨言》开篇即指出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科学小说更是被视作人类未来的希望，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形式。二者在部分字句的修辞和语气上也十分接近。 需要指出的是，凡尔纳一向追求小说中的科学因素的准确性，他习惯在写作之前事先就准备好丰富的资料[9] 。这使得他的文本总是铺陈了大量有关科学的介绍性内容，这一从科幻小说虚构性的角度看来或许并不是优点的地方却极大地吸引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译者，凡尔纳也因此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知识的普及者和启蒙者。同时，科幻小说文本也在旅行中完成了蜕变，它为晚清文坛带来了被称作“科学小说”的新文类——这是不可能从中国传统说部中自发萌生出来的文类。“科学小说”是梁启超从日语中借用来的词汇，尾崎行雄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最早使用了“科学小说”一词。 科学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文学形式，显然呼应了晚清科学主义思潮与小说界革命这两大潮流。与“科幻小说”不同，“科学小说”归根结底是为了知识启蒙，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小说只是作为促进科学知识传播的形式而被重视。在启蒙话语的强势包围之下，科学知识事实上成为这一文类的中心。简言之，“科学小说”是为了应对现实世界的困境而被引介进入晚清文坛，有着以启蒙为目的的功利主义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晚清科学小说的译者会对凡尔纳明显“缺乏科幻成分”的小说更感兴趣。在西方现代科幻小说批评界，作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凡尔纳的地位略显尴尬。如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认为，凡尔纳的小说充其量只是“科学的通俗化”和“科技的预测学”[10] ，勉强地处在科幻小说中较为低级的阶段，而且凡尔纳的小说只是所谓“科学传奇小说”（roman scientifique），“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充分条件是间离和认知的在场及其相互作用”，其中，“间离”是指与“所述社会的主流标准是完全相左的”，而“认知”指的是“在认知性上却又是符合唯物主义因果律的”。[11] 相比之下，作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科学小说”恰恰被要求取消间离感，追求“入而与之俱化”[12] 的效果，而“科幻小说”的根本动力乃是“依赖于一些可能与现实经验严重脱节的创意”[13] 。 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晚清的译者而言，并不是首先追求文本对读者的陌生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震撼效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尽可能想尽办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样，擅长讲述冒险故事、营造真实感的凡尔纳无疑更加契合。 二、对“人情”的凸显 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针对传统小说提出了“人情”说，它指向这样的革新性的内容——“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14] 在这里，鲁迅认为凡尔纳用登月旅行的三位“英雄”（“三雄”）取代了传统小说中的“女子”形象，而其中的“人情”，即寄托在英雄的伟大事迹中，并希图以此来增进、革新读者的美感。换言之，除了科学知识，鲁迅还试图通过科学小说唤起读者心底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感。 鲁迅对于“人情”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譬如，梁启超认为“小说之道感人深矣”[15] ，他主张借助小说感人的力量，发挥科学小说的启蒙宣传的作用。不过，两人的观点也存在明显差异。梁氏在说到科学小说时常将“科学”与“哲理”关联在一起，这与鲁迅将“科学”与“人情”对举的方式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在将“科学”作为中心的前提下，梁氏侧重科学小说中的“哲理”或者“思想”，与鲁迅强调科学小说中的“情感”——“人情”构成了一定差异。首先，梁启超认为科学小说应当“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文”[16] 。相比之下，鲁迅对科学小说应“纬以人情”的定位显得非常特殊。其次，除了“哲理科学小说”，在“新小说”的范畴内，梁启超还分出了“军事小说”、“冒险小说”、“写情小说”等文学类型，分别用于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冒险远游精神”以及培养国民性。而鲁迅的“人情”说则完全可以包括梁启超所谓的尚武、冒险、改善国民性这些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被引入日本之后，同样引发了文学界对于科幻小说文类的关注，其中，为鲁迅所关注的凡尔纳小说中的“人情”要素也得到了直接的讨论。譬如，坪内逍遥在《属于未来记的小说》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凡尔纳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彰显学术进步，描述有形社会的变化，故不必像小说那样奇思妙想，只需把外部的现象记录下来即可。打个比方说，不规范的小说如同常说的哲学的同胞，只不过是理学的解释例证而已。换言之，想象理学的未来，描写到进步的极点，想象有形物的进步，不写无形的妙想，不写人情的进化，两者结构是各不相同的。”[17] 一方面，坪内逍遥将凡尔纳的作品区别于“不规范的小说”，并尽量将其与“哲学”、“理学”区别开来，这与梁启超和海天独啸子将科学与“哲学”和“高尚之理想”联系起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坪内逍遥侧重于19世纪写实主义小说，对于科幻小说并不看好，他认为凡尔纳描写的几乎都是“有形社会的变化”，恰恰缺乏“无形的妙想”与“人情的进化”这些部分——这与鲁迅从凡尔纳的小说中发现的“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18] 的内容几乎截然相反。另外，杉山藤次郎对于科幻小说与“人情”的看法也值得关注，他也希望靠文字的幽默吸引读者，但他明确对“人情”嗤之以鼻，并提出“抛开普通社会的人情世故，特意写些有趣可笑的科学小说即武勇奇妙的军事小说，可以让读者快乐无限”[19] 。鲁迅虽然也赞同科学小说应当通过趣味性吸引读者，但他认为，这部分内容本就应当包括在“人情”的范畴内，而不像杉山藤次郎区分地那样分明，并且因为选择了幽默有趣而最终抛弃“人情”，实际上，他的“人情”观要更为严肃。 鲁迅对于“人情”的凸显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譬如对于冒险、英雄的讴歌，就是想要借助翻译科学小说建立某种新的人格。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翻译的科幻小说呈现出了他在自然科学向文明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过渡形态”[20] 。因此，早年翻译的几部科学小说在鲁迅精神历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相比于晚清科学小说的提倡者以及日本近代以来对于科学小说的理解，鲁迅刻意强调科学小说的“人情”，颇能体现他的独到之处。对于鲁迅而言，“科学”话语与其说是中心，倒不如说首先表达了宏观的视野或者基本的时代背景，“人情”则更多地包含了鲁迅自己的主观意图，从而更应当获得研究者的重视。而且，鲁迅对于“人情”的强调，使得他“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定位并不平衡。表现在具体的翻译中，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造人术》中，鲁迅通过在翻译过程中的独特发挥与对文本的选择，使得“人情”的重要性不断地僭越了此前的基本定位，而渐渐地与他弃医从文之后所呼唤的“立人”的文学理想发生密切关联。 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意图无疑在于传播科学知识，但有意思的是，他恰恰大幅度删减了小说中有关科学知识的部分，使得每一部译作中宣传科学的分量都大为减轻。这只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凡尔纳原作《月界旅行》共二十八回，日本译者井上勤的译本与之相同，而鲁迅则“截长补短”，仅“得十四回”；《地底旅行》原作四十五回，日本译者三木爱华、高须墨浦将其缩短为十七回，鲁迅则在这一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减至十二回。在《月界旅行》中，鲁迅大量删减了有关科学计算的章节，譬如在第三、第四回之间，凡尔纳本来在两章之间分作两回，细致铺陈了许多为晚清知识界所期待的科普知识——包括介绍月球和太阳系的相关知识，并澄清传统上有关月球的种种迷信，对于曾志在破除“迷信”的鲁迅而言，这一部分本应当是很有吸引力的；另外，在《地底旅行》中，日文译者保留了小说后半部分有关科学知识解说的《地球的诞生及沿革》与《说创世时代的动物》，而鲁迅则将这部分尽数删去——这部小说因此更接近缺乏科学内容的纯粹探险旅行的传奇故事。无论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鲁迅的译文都只是截取了大致的框架，仅仅做到以旅行、冒险故事吸引读者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译文果真如卜立德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偶尔加以整理、修饰、夸张”吗？尽管如此，卜立德也承认鲁迅省略了大量的科学讲述，“更加侧重于演义”[21] ，然而，什么是鲁迅的“演义”呢？他又想借此表达什么意图？鲁迅的删减和增饰应当不仅出自形式上的考虑，他的主观意图对译文的渗透也非常明显。这表现在鲁迅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强调上。而他的翻译，除了传播科学知识之外，也明显在意图凸显出“人情”的主题。同晚清的许多译者一样，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鲁迅采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模式。这并不算奇特的事情，日文译者井上勤也采用了类似的形式。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中每一回的回目和《月界旅行》中的散场诗都是鲁迅本人添加的，这些地方详细表露了作为译者的鲁迅在面对原文文本时的心态。因此，对于这些回目的解读或许能够从另一个侧面把握鲁迅当时的思想倾向。 总体来看，这些回目和散场诗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类主体性的高度赞扬，即科学知识并不是鲁迅的最终目的，他的考虑还在于如何使人变得勇敢，如何使人从自然的限制中脱身而出，成为真正的“侠士”、“壮士”和“英雄”——这样的字眼非常普遍，以致使通篇产生了一种弥散不开的精神气氛。例如，《月界旅行》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回目和散场诗，“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第一回散场诗）、“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第二回散场诗）、“侠男儿演坛奏凯，老社长人海逢仇”（第九回回目）、“侠士热心炉宇宙，明君折节礼英雄”（第十一回回目）、“新实验勇士服气，大创造巨鉴窥天”（第十二回回目）、“咄尔旁观，仓皇遍野；而彼三侠，泠然善也。”《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篇目也同样尽力呼应了这一主题，“割爱情挥手上征途，教冒险登高吓游子”（第二回回目）、“拼生命分身入火口，择中道联步向地心”（第四回回目）、“掷磁针碛间呵造化，拾匕首碣上识英雄”（第九回回目）、“乘热潮入火出火，堕乐土舍生得生”（第十一回回目）。 众所周知，“尚武”和“尚侠”的风气曾在晚清革命界风行一时，这种翻译笔墨的选择也可谓鲁迅对这一时代精神的回应。在这些情感激扬的回目和散场诗的提示下，科学小说读者的视线很容易从“科学”知识的层面移开，而专注于鲁迅刻意加工、营造出的“人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指出“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魇，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22] 。所谓人类进步，目的就是要作为放大的主体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鲁迅在《月界旅行》每一章的回目和散场诗中，都不断强化着这一信念。而在《地底旅行》的第九回，他更是创造性地加入了一段“胜天说”——“天地五行，共设奸谋，宁能伤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难克天！从此照直线进行，怕它作甚！天人决战，就在此时了！”[23] 在《地底旅行》中，鲁迅不仅断然大段删除了凡尔纳以及日文译者所附录的科学知识解说，而且极为高调地在译文中插入自己的观点，他所添加的“天人决战”激扬澎湃的宣言，也进一步使得翻译科学小说的主旨逐渐发生了从“科学”到“人情”的偏移。 三、科学小说里的“英雄史诗” 鲁迅对科学小说有着持续关注，他在仙台学医期间（1904-1906），仍然在坚持翻译科学小说的工作。除了凡尔纳的几部科学小说，鲁迅早年还翻译过斯特朗（Louise J. Strong）的《造人术》[24] ，这篇小说讲述了化学家伊尼他人工制造生命的过程。日文译者原抱一庵主人仅仅截取了英文原作的开头部分，讲述人工生命制造出来之后的喜悦。[25] 神田一三认为，这部小说无论中文还是日文的译本都是荒唐无稽、枯燥无味的，将人类塑造为造物主的形象对于非神统治的东方世界毫无意义。但如上所述，鲁迅在他的翻译中寄托了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因而并非如神田一三所理解的这样。《造人术》显然延续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天人相战”的主题，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国思想语境中所引起的冲击同样不可低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造人术》恰恰重新定义了“天”、“地”和“人”，颇有开辟天地的雄心和意味。在《造人术》中，作为造物主的“人”受到了鲁迅的热烈颂扬，所谓“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26] 这种强调人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开来的观念，与鲁迅后来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的“新神思宗”和“摩罗派”的浪漫诗人可谓一脉相通。 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鲁迅所谓的“人情”具体指向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明确指出凡尔纳在小说中“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鲁迅对于“科学”和“人情”的解释体现出了他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针对性。鲁迅在这里将“尚武”视作科学小说的精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在几乎同时期所译作的《斯巴达之魂》。 在那篇小说中，鲁迅意在通过宣扬斯巴达将士和波斯军队在温泉关战役中拼死一战的英勇事迹，鼓动起民族的“尚武”精神，表现出对于晚清中国积弱形势的愤慨。《斯巴达之魂》的译作是为了响应和鼓舞1903年抗议俄国在中国东北屯兵的“拒俄义勇军”。而我们知道，导致鲁迅发生弃医从文转折的“幻灯片”，恰恰是记录了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图像。事实上，无论提倡“科学”，还是鼓吹“人情”，鲁迅都处在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的焦虑中。 在这个意义上，《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所记述的科学探险故事，完全应当与《斯巴达之魂》中号召民族反抗侵略的理念关联起来进行解读。科学小说和英雄史诗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可以理解，鲁迅何以将探险月球、旅行地底的科学家、探险家等同于“英雄”和“侠士”，就是因为那些人身上有着不惧危险和反抗压迫的精神特点。王德威在研究晚清小说时认为科学小说这个文类“可谓最能代表一代中国人的乌托邦欲求与现实焦虑”[27] 。诚然，科学的乐观主义与乌托邦叙事不谋而合。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崇拜有加，使得对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成为潮流。而鲁迅翻译科学小说，虽然最初也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然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显示出他和乌托邦理想之间的距离。 鲁迅并没有期待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创造出未来的乌托邦世界。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追溯了人类与自然对抗的历史之后，旋即发出这样深沉的感叹：“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28] 鲁迅在这里把战争视作必然，认为即使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的力量实现了地球上的大同，但星际之间的战争却不可避免。从星际之间的战争到“冥冥黄族”的陡然急转，恰恰显示出鲁迅真正的关怀和焦虑所在。鲁迅否认了琼孙[29] 所描绘的“幸福幽谷”、基督教中“伊甸园”这类乌托邦的可能性，也显示出他本人并不期待通过翻译科学小说鼓励读者的“幻想”，而是认为人类和民族的生存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展开，也只有在不回避战争、进行勇猛的反抗时，才可能出现民族复兴的希望。 鲁迅选择翻译科幻小说与幼年时期喜欢杂书和幻想文学有关，尤其是对于《山海经》的喜爱。多年以后，他仍能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清晰地回忆最初得到这部书时的心情。但是，当他真正把《山海经》穿插进科学小说的翻译中时，却不是为了使科学知识变得轻松易懂，而是为了凸显另外一个关于“人情”的主题。在《月界旅行》第一回中，凡尔纳的原文描述了枪炮会社的会员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壮志不已，鲁迅在翻译到这里时，忽然在行文中插叙了一首东晋诗人陶潜的诗作对之赞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首诗最恰当不过地表明了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的意图。他对“精卫”、“刑天”历来非常钟爱，这与他在翻译中对探险英雄的崇拜是一致的。鲁迅早在南京求学时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尚武和侠义精神。[30] 在这种精神气质中，必然很难产生出对乌托邦的幻想，而更多的是呼唤英雄主义的反抗和奋进。 鲁迅在《地底旅行》第六回结尾所添加的一段歌词同样值得重视。这段歌词描述了列曼、亚篱士等探险者航行在地底海洋时的激动心情，其中，“天人决战”的反抗精神被放大到了极致：“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局月诸浩迁徂！曷弗大啸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撒但粗！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呜呼！”[31] 这段歌词与鲁迅在《月界旅行》中引用的陶潜的诗歌精神相通，都旨在鼓动起读者的勇猛之志，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彰显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歌词里的“不为天所奴”，其中的“天”不仅仅指外在的自然环境，更应当被具体地理解为晚清中国的历史处境，鲁迅通过填写这段歌词的方式表露出了他按捺不住的激动的心情。“撒但”这种敢于反抗上帝，将人类从伊甸园中诱骗出来的恶魔，成为鲁迅歌颂的对象。他还特意在这段歌词后面的括弧中为“撒但”与天战斗的典故做出了说明，“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说见弥尔顿《失乐园》”[32] 。鲁迅没有宗教的顾虑，他所重视的是“撒但”在反抗上帝中所表现出的恶魔精神，即一个乌托邦式的“乐园”或者大同世界是不存在的。他批评乌托邦式的幻想，更深层的目的是鼓动起读者内心的民族主义热情。 这是一种具有高度现实性的革命精神，晚清革命党人正需要这种无所畏惧的抗争意志。鲁迅对于尚武精神的推崇，其底色似乎是悲观主义的，虽然他认为科学小说体现出了“希望之进化”，但却强调，只有在否定了乌托邦叙事的现实世界中顽强战斗下去，民族才可以振兴。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曲折的“希望”观吧。科学小说之于鲁迅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展现出未来世界的美好，而是科学家的实验和探险体现出了不折不挠与无畏无惧的英雄主义精神。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科幻小说从西方发源，经过日本，再到鲁迅的翻译，其原始意图在不经意间被颠覆了，即一个原本通过科技优势、幻想向世界范围推进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本，恰恰被转译为了鼓吹向西方强权反抗的民族主义文本。 四、结语：通向摩罗诗学 鲁迅在翻译科学小说时对于乌托邦的否定，对于尚武精神的推崇，尤其是《地底旅行》中对“撒旦”的讴歌，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致力介绍的“摩罗派”诗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将“争天拒俗”的摩罗诗人视作“撒但”的化身，所谓“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33] 。只有发出“撒但”那恶魔一般的声音才能够重新振奋起民族精神，实际上，从早年翻译科学小说表现出的倾向来看，鲁迅后来推崇摩罗诗人式的浪漫主义文学并非偶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当然是必要的，但真正理解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赋予科学小说的重大使命——“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仅仅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却又是无法把握鲁迅此中的精神倾向的。鲁迅对于凡尔纳的接受包含了强烈的主观意图，他在自己的删减和增饰中显示出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鲁迅看重了凡尔纳在小说中耐心铺陈的科学知识，倒不如说凡尔纳科学小说中的冒险、英雄传奇故事更切合鲁迅当时的精神气场。 作者简介：孙尧天，1991年生，2009-2013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获学士学位，2013-2018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本根”之问：鲁迅的自然观与伦理学（1898-1927）》，获北京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论文。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注释】 [1] 另有译稿未发现的《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科学小说。 [2] 鲁迅：《340515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3] 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4] 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5]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王世家、止庵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6] 同上书，第143页。 [7] 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8] 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9] 奥利维埃•迪马：《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凡尔纳评传》，蔡锦秀、章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10]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11] 同上书，第39页。 [1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3] 罗伯特•斯科尔斯等：《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14]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页。 [15] 新小说报社（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 [16] 饮冰（梁启超）：《<世界末日记>译后语》，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7] 转引自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第48、49页。 [18]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页。 [19] 转引自长山靖生：《日本科幻文学史话》，第53页。 [20]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21] 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22]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页。 [23] 鲁迅：《地底旅行》，《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24] 英文原名《An Unscientific Story》应译作《一个并非科学的故事》，日文译者原抱一庵主人将其翻译成《造人术》，鲁迅接受了这一译名。 [25] 日文译者删除了小说此后所描述的人工生命增殖和急速发育为人类带来的恐惧——这种对于科学的担忧很容易令人想起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鲁迅并没读过斯特朗德原作，他的翻译严格根据日文译本。 [26] 《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28]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其中，“琼孙”即塞缪尔•约翰逊，“福地”出自其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中天堂般的“幸福幽谷”，弥尔即弥尔顿，“乐园”出自其长诗《失乐园》指人类最初生活的完美无缺的“伊甸园”。 [29] 即Dr Samuel Johnson，今通译塞缪尔•约翰逊。 [30] 鲁迅早年有三方分别刻着“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的印章；在1901年离家之际，在给诸弟的信中更是以“英雄未必忘家”而自许。 [31] 鲁迅：《地底旅行》，《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32] 同上注。 [3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