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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阐释与创新：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理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的问题出现合流的理论态势。20世纪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重新解读，在面对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创作现实发生新变的情况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反思研究。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开始融入“当代化”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之“阐释、创新”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立场出发，以一种明确的当代意识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境况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问题，努力建构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学理性和实践性上有所促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整体思维观念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涉及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复杂语境，它的提出关乎文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症结，即文学理论有效地发挥它的实践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引发的本土理论思考比较明显，涉及的是如何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深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产生的理论成果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注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及经典文献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导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阐释和应用中取得较多成果。主要成果有陆贵山、周忠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至今已5次再版）；杨柄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董学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人民出版社，1991年）；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列文论导读》（作家出版社，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刘方喜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这些成果都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写作背景、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的注释、理解和阐释，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下意义。就其理论价值而言，这些理论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方法，在对原典的解读中讨论了文艺的产生、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艺作品的构成、文艺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以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欣赏等重要问题，成为接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语境、文艺创作现实的重要著作。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理论观念、理论精神与基本理论原则研究有突出成果。代表性成果有陆梅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李青春的《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1991年）；朱立元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学林出版社，1992年）；黄世瑜的《马列文论与文艺现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陆贵山的《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这些理论著作均强调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扎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美学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文艺批评、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研究不可忽略的成果。 第三，是立足当代，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的反思意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基本经验和理论形态的总结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梳理和总结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代表性成果有苏绍智的论文《立足当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总结了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方面发生的急速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改革和发展中适应、面对、解决这些挑战提出的问题。重要的著作还包括陈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和樊篱、袁兴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初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两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历史反思较为明显，既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生与发展状况，又凸显出不同时期因所面临实际问题的差异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差别和转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形态做出了充分的理论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第四，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努力成效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学者们陆续开展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观念与人性立场、文学的主体性精神、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等问题的讨论，体现出明显的当代视野，这些理论探究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理解的基础之上的。钱中文、王元骧、童庆炳等人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钱中文提出的文学新理性精神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集体理论创新。中国当代学者还以敏锐的意识、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扎实的学科史背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做出理解阐释，在理论建构方面收获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季水河的《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金元浦等《继承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群言出版社，2015年）、赵凯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论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程镇海《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等。 第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极具规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学界普遍讨论的问题。1988年左右，董学文、蒋培坤、陈辽等学者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董学文的《建设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设想》（《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蒋培坤的《也谈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文艺研究》1988年第6期）、陈辽的《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都开始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问题。董学文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必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原初形态（历史形态），它是呼应全球化改革浪潮和当今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的产物，是对历史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继承和发展。蒋培坤不主张从认识论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提出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仅有赖于认识论方面的突破，更有赖于本体论方面的突破，而且后者是带有根本性的。陈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研究的五种情况：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的发展以及对某些新的基本原理的发明；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某些具体结论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构架上必须有所更新和发展；四是研究文艺问题的方法上也要有一个发展；五是在语言表述上也要有所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研究既有其现实语境的影响，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不能固守传统，必然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研究的思想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主要还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现实，在这个现实性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当代形态与历史形态、经典文献与当代发展、理论原典与中国现实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理论张力，并产生持续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审美与生产、文化与资本、空间生产与文化批判、审美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研究、实践美学观念与文化主体性论争等，都是这种理论张力影响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张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当代形态才是一个常新的理论追问，也显示出“当代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与“中国化”问题的复杂纠葛。 经过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的探讨，到了21世纪，党圣元、胡亚敏、张永清、谭好哲等学者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问题。党圣元提出，在社会文化语境发生整体性变化、文艺理论批评本身观念及话语方式新变的当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如何参照现实发展所需，通过对思想和话语两种资源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使之更加有效地因应现实，从而增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整个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关键问题。为此他提出五个方面的问题：“学科间性问题、系统整合问题、问题意识重塑问题、阐释学对话问题、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并重问题。”胡亚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问题，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需要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和辩证研究，赋予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以新的理论特质。”张永清提出，在新的生活现实、新的社会变革与时代要求面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现实性，理应具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他认为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实践、批评风格、话语方式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形态的几个核心要素。”谭好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观点，认为“认真思考和分析当代文艺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时代特征，由现实的历史语境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并借此对当代文艺实践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评判，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承担、无所逃避的一项时代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历史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经典化的过程。学者们提出的问题，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的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为根基，适应当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状况，建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同时，还要立足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现实，并考虑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在对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考量中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第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讨论重新成为研究焦点。2006年前后，中国学界再度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讨论，《学术月刊》《东方丛刊》两个杂志开辟专栏，刊载了一系列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章，主要有朱立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建构》，《学术月刊》2006年12期 ；王振复的《当下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学术月刊》2006年12期 ；汪涌豪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12期。上述研究成果也是朱立元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就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构的基本思路和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相结合的可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世界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东方丛刊》杂志上的讨论有孙士聪的《“西马”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张弓的《何为“中国化”?——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的“中国化”问题》，《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这些讨论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也包括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前文艺理论重大问题研究，信息化、消费化时代的审美文化与艺术产业问题研究等，视野开阔，立论扎实，体现了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积极探索。 第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方兴未艾。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在近20年间仍方兴未艾。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的兴盛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发展多元化特征，但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面临着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的接受、介绍、阐释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1990年代前后，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相继出版，这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既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1990），葛兰西的《实践哲学》（1990），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1990），卢卡奇的《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的本体论》（1993） ，施密特的《历史的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1993）、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1993）；也包括一系列研究性著作，如欧力同、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1990）、陈学明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评述》、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等等。此外，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重要著作还包括连铗等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文论选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廖惠和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奚广庆等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朱立元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李青宜《当代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第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对话研究成效显著。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各种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不断涌现，包括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 这些文艺思潮主要产生于欧美国家，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这些理论思潮处于同一种思想共振的格局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复杂的联系，如何在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对话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理论把握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中国当代学者曾繁仁、高建平、杜卫、姚文放、汪正龙等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对话研究。曾繁仁提出，新时期近30年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认识上历经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三个阶段，中国当代文论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建设和社会实际，探索“综合比较”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高建平强调一种发展的艺术观，提出“无论是消费社会和媒介科幻主义，都是发展中迷航的表现。对此，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思路：物质财富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就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之直接对应；但是，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需要精神产品的生产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制约和平衡。”杜卫强调以问题转换的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发展、知识增长和学术进步。姚文放提出通过症候阅读的方式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汪正龙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借鉴形式主义文论的三个阶段：巴赫金阶段、卢卡契-法兰克福阶段和詹姆逊-伊格尔顿阶段”，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研究提出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理路。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对话思维，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西方现当代文论中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批判其不足，在创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方法论的回归。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开始注重方法论的回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从文献摘编、历史考证、研究状况、当代解读等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文献研究，研究成果注重文本解读方法和思想史的当代构型。主要成果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系列，包括曹典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林进平、杨金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聂锦芳、彭宏伟：《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姜海波、杨金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裴晓军、李惠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除此之外，张一兵的《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6年），胡大平的《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等，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其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深入联系现实，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文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阐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应志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对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范永康的《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对美学革命和实践存在论的阐述；王杰的《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对审美人类学的关注，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