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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方文学节由中信出版集团携旗下文学子品牌中信大方策划推出，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学节上进行了主题为“旅行与叙事：我的文学漫游记”的演讲活动。这是一场长达8小时的沉浸式演讲文学活动。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 我将讲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段旅程，而引导我的是一个睿智的人，这个男人没上过学，几乎听不懂葡萄牙语，完全隐居在丛林深处。但却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不寻常的一个。 他叫做查伊萨·恩该济，是一个猎人、一个萨满，也即马苏阿族的通灵者，独自居住在一个叫做济纳福的动物园区里面。查伊萨从没进过城——最近的城市离他也有几百公里——但却有一个侄子会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并给他带去足球锦标赛最新赛事的战报。听完战报，查伊萨会说他已经都知道了，因为早在比赛开始之前，他就已经看过了。他只是想确认一下侄子说的是否属实。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观看了比赛因为他梦到了。侄子笑了，兼有尊重与怀疑的意味。在当地的语言中，做梦与飞翔是同一个动词。在那个地方，没有专门表示“现实”的词语，也没有词语来表示“自然”。 我第一次见到查伊萨·恩该济，是我和我的大儿子（他和我一样，也是生物学家）去那个园区干活。他当时正独自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我们一整天都在丛林中步行穿梭，查伊萨·恩该济向我展示着豺的脚印与猎狗的足迹，那些一生忙碌的微小印记。 我立即意识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有一点不同之处。他的智慧是轻盈的、感性的，是与造物之间私密美妙的恋爱。而我的知识却严苛而又枯燥，需要有种近乎清教徒的态度。为了拥有某种“理智”，我耗掉了自己的感知。 感到劳累之后，在一片树荫的庇护下，查伊萨·恩该济向我讲述了狩猎的故事。当猎人的冒险不断展现时，我验证了写作与狩猎之间奇异的相似性。狩猎与写作都喜欢追逐那些试图躲藏而又留下踪迹的对象。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会变成猎物，正如作家会变成自己笔下的人物。我谈及这种相似性，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猎人与作家的特质。狩猎从来都不只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这种“行为”意味着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则需要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神圣的联系。而分享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则永远与狩猎一样充满生命的力量。 晚餐期间，我请查伊萨·恩该济把杯子递过来，方便给他倒酒。他于是做出一番意想不到的声明：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瞎子。我笑了，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他是认真的，并补充说：我只有打猎时才能看见。 在我与查伊萨·恩该济相处的最后一晚，我帮助他坐下，因为他那时已经失去视力。“为什么你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见一样？”，他问。“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梦来看。”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因为我此前不懂如何在心中保持这样一种信念，如此光明的信念。 【墨西哥】阿尔瓦罗·恩里克 纽约第72大街上有一家四川菜馆，名叫“传奇”。当我和我22岁的大儿子要单独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去那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那里的服务员一直都是同一个人：一个50多岁、举止有些粗鲁、但能用他的幽默感与我们完美沟通的中国男人。 我和我儿子喜欢按照惯例办事。我们会因一些变化而感到兴奋，但我们实际上喜欢的还是一成不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去这家店里，找张桌子坐下，向那位差不多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服务员要两瓶青岛啤酒。他把啤酒拿来之后，会带着一种有趣的、意味深长的笑容，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的回答也总是一成不变：“告诉厨师，墨西哥人又来了，让他做最辣的菜。” 我可以肯定，侍者并没有把厨师卷入我们的这场游戏当中。我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他会上一道非常辣的菜，然后在我们进餐的时候“不失礼貌”地取笑我们。“觉得够辣吗？还想要更辣的吗？”他一边不停地往我们的杯子里加水，一边这样问道。我不得不说，出于傻里傻气的墨西哥式勇气，我们总是把食物都吃完。 这种辣椒——现在我要叫它的真实名字——番椒，是所有果实当中最卑微的，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巨大轮回的象征，是庞大历史中的一块，而它自身也是全球化的基石。 美洲的番椒被商队从马尼拉外面的埃尔·帕里安市场带到了中国。这种果实之所以能够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墨西哥水手们的主食之一。所以，当水手们停在岛上整理装备的时候，番椒树的种子就这么留在了岛上。 事情从来都不是最初所看到的那个样子。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交流，永远都是多向的、椭圆状的和复杂的。这些事情从来都不是直线，而是矢量。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就是用更真实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历史。 文珍 有一次和一个大姐还有一对20来岁的东北情侣包车去林芝，因是临时拼团，并不交谈，只除了在深圳银行工作的大姐会打破沉默。她告诉我们自己不会英语，已去了十几个国家。而那对情侣一路都在争吵。女孩终于看到传说中的南迦巴瓦峰时只说：这不就和我们那疙瘩的长白山一样吗。男孩愣了一下，附和道：是有点像。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没忘记他们。大姐年近60，对世界的好奇心始终炽烈。而那对情侣，也许只确认了彼此并不合适的事实。很多以后，我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遇到一个和大姐很像的老人。他问我和同伴下一站去哪，说可以带我们一程。他家在伊宁，却同意先和我们绕道去那拉提，再去伊宁。一路他告诉我们，老家在陕西，支援三线建设就留下了，退休后开了一家摩托店，总闲不住要出门。以前都骑摩托——听上去很像切·格瓦拉——后来儿子坚决反对他再骑“肉包铁”，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大众，总算是“铁包肉”了。这样他就可以偶尔带合眼缘的互相信任的年轻人一程。 好奇心是和年龄没关系的，只和生命力有关。不管什么年纪，能够保有对未知事物和族群的热情，都是极为重要的事。 也许就是为了遗忘，一个人才开始书写。在书写中，以虚构的最高热情唤回曾见过的风物，后会无期的人。对世界留下的固有印象就在这崭新的创造中打破，以截然不同的面貌重生，这就是于我而言，旅行的意义。 弋舟 我手中的这枚古钱币来自中国大西北那条著名的走廊——河西走廊。具体一些说，它来自甘肃的武威。 如今提及河西走廊我们会想到什么？不错，是边塞，是不度玉门关的春风，是西出而去便无故人的阳关。这一切的“经验”或者“常识”，也许皆是拜文学所赐。伟大的唐诗塑造了我们对于河西走廊的空间想象，但是，显而易见，文学的事实在许多时刻只服从文学家主观的心情。1200多年前，唐玄宗开元25年，当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旨的时候，他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既是诗人王维那一趟旅途的自然风貌，更是诗人王维那一趟旅行的个体心情。 在我看来，旅行与短篇小说天然有着可以通约的本质，它们能够被我用来相互映照。 在旅行中，真实与虚构的共振才能最轻易的发生，因为此刻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是旅行令我们有了玄奥的能力，令我们敏感而脆弱，令我们在一种迥异于日常状态的整体性的叙事中，以看得见的风景决定出了自己内心看不见的风景。 翟永明 1990年的一天，我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女艺术家的画册——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的画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看到的女性艺术，最重要的是：我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夏天，我一直在读那本画册，读弗里达卡洛的画，也读她的生活。同时，我也读到了“蓝房子”。那个代表了弗里达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地点。终于，2006年，我跟随一个艺术家组织，去了墨西哥，去了卡洛的出生地。 蓝房子是一个典型的墨西哥庭院里，它用浓烈的蓝色漆成，庭院里有一个相当独特的阿兹台克祭台，因为，弗里达一生都热爱墨西哥原住民的信仰——阿兹台克文明。蓝房子里有一间小小的画室，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在这里完成。这里有她长期卧床的病房，当她因车祸致残时，她的母亲在她的房间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块巨大的镜子，这样她能够躺在床上画画，画自画像。她当时只能长期躺在床上，她说“我画自已，是因为许多时光我都是一个人度过，我最敦悉的主题就是我自已。” 她后来画了大量的自画像，但是，弗里达的自画像，远远超越了自我，而是与宇宙、大自然、和世间万物连在一起的。具有象征和深刻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弗里达的艺术，是独立的，不在西方主流艺术系统里，甚至可以说，是反西方主流系统的。她的资源来自于南美印第安历史和神话。 我在弗里达故居博物馆里，买了一件T恤和一个手工的传统工艺品。两样东西上面，都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卡洛最著名的画作《两个弗里达》。这件T恤有时我会穿上一穿，两个弗里达贴在我的胸前，好似被弗里达附体。 李陀 中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都是“行万里路”的实践者，都是笃信“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的旅行家；我这里只举三个人做例子，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李白，一个是徐霞客，想一想，没有旅行，他们能写什么？他们还可能是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三座奇峰吗？其实，可以这么说，古代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很多人都是旅行家，如果没有旅行，就没有以《诗经》为开端的诗词歌赋，也没有以唐宋传奇和明清话本为标志的中国叙事文学。 我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已经50年了。在前40年，文学和写作的意义，对于我，总体来说是清楚的，虽然一路上磕磕绊绊，有过失望和迷惘，可是没有觉得自己糊涂过；最近十几年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糊涂，因为对于我，文学和写作的意义成了问题，而这问题，其实又是从从更大的问题派生出来的。那么，这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消费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治，包括对文化生活的统治——消费主义不是新东西，200多年来有过很多讨论，我想没必要重述，我所关心的，是消费主义和文学的关系。 我们的作家如果真的热爱文学，尊重文学，那就需要注意思想的旅行。什么是思想的旅行？我以为，这首先要对文学工业有所警惕，对自我的迷恋有所警惕，要思想解放，要更自由地思想，对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最近这些年，我常常琢磨，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为此我回过头重新检视文学史，特别是反复阅读了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我的心得是：文学是各种各样的，好的文学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文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文学其实是一种思想形式。也许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认同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三个作家的思想，但是，就他们对自己的时代所做的思考而言，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为自己的时代最困难、最困惑的很多大问题，都尽己所能，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激励了鼓舞了千千万万人，直到今天。我想，当我们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文学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三个人，应该从中受到启发，让我们的写作也充满了思想——那种激励别人思想的思想。 小白 公元前五世纪，小亚细亚城市哈利卡尔拿索斯人希罗多德，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在旅途中，他撰写了一部伟大著作《历史》，因此被人称为“历史之父”，也被人称为“旅行者之父”。对希罗多德来说，旅行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旅行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冒险。 我们知道，直到80年代之前，上海城市规模最大最快的一次发展变化，是在30年代。换句话说，我小时候，记忆中的街道房子很可能就是30年代建造的，我的邻居老伯伯，夏夜天台上乘凉，讲的故事也就是30年代旧事。 所以，我想真正进入三四十年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那个已被车墩影视基地复制的上海。 于是，我到历史档案中寻找入口，想方设法进入那个上海。在各种档案文献中，我认识了很多生活在那座城市中的人。一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照片上他穿着短褂和宽大的短裤，看上去瘦弱而充满激情；一个年轻的摄影师，蹲在摄影机旁休息，面对一具被暗杀的尸体，笑得十分开心……有一天上午，我坐在上海档案馆，窗外是黄浦江。太阳照在一叠档案卷宗上，档案中是一个不明国籍的女商人。她买卖的主要货物是枪和子弹。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句子跳进脑中：起初，引起注意的是那个俄国女人。 那个最先跳进脑中的句子，先是成了初稿的第一个句子，后来渐渐向后挪，成了小说第三节的第一个句子。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我就成了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成了一个30年代上海城市中的漫游者，从这里跑到那里，总是陪伴着几个熟识的人。 那真的成了一场难以忘记的旅行，而旅行的成果就是这部名叫《租界》的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