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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1913）讲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当代，无论是理论认知，还是文学实践，人们不再相信文学的真理性，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小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走出了极左的审美藩篱，但此后30年来中国的审美层次却未出现更大的提升，相反，问题日趋严重。相较于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胡适之、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冰心等“海归”的业绩最佳，他们或留学西洋或留学东洋，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海归则不在其例。时代变迁，196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坛上，本土作家日渐成为主流，但他们有先天不足——因为制度设计和时代原因，他们普遍没有外语能力和阅读古籍能力，这自然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底蕴，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语言表达，哪怕某位作家再有天赋，其作品的历史深度和世界视野也是很有限的。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经常被人诟病，这位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作家，同样存在着知识结构、语言表达能力之不足。按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所说，“传统拥有历史的意识，这对任何想在25岁以上还要继续写诗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其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意识到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史及本国全部文学拥有同时的存在”，历史意识使作家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任何文学艺术家都不能独自地具有完全的意义，其重要性以及我们对其的鉴赏，就是辨析他和以往诗人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孤立地评价他，你得把他置于前人之中并和他们比较。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因为现成的经典本身就构成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新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之前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之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得改变”，因而任何文学艺术家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靠私自崇拜一两个作家或某个时期的文学来训练自己，“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由于思考，这些经验不是‘回忆出来的’，他们最终不过是结合在某种境界中”。如此一来，《古全和》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傅希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生班，从事的是苏俄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反映论自然是很熟悉的，对西方文论也了解。他是靠阅读中国经典小说而累积文学经验，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书写其所经历的时代，告诉读者中国历史进程之艰难，在叙述过程中，他的确显示出作为文学研究专业工作者的领悟力。生活实践不断使他能顺利调整自己，表现在小说中，叙述者的全知叙述随着叙事过程而受到限制，相应的，主人公古全和形象的展示方式越来越趋于内心，并且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