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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将这种差异推向极端，则可能制造出成人/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世界。为了凸显与成人文学的所谓本质差异，儿童文学会对某些内容保持缄默或隐瞒，同时又将成人的价值观念隐藏其中，这会造成“有一套相当具体的典型步骤的讲故事风格，一种足够显著的、一直被用在足够多的为儿童所写的文本中的风格，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即使在成年人确实为儿童创作了体现程度差异的文学时，比如说，迎合他们据称的较短的注意时限或理解复杂性的较差能力的文学，程度上的差异很快就变成了种类上的差异”（佩里·诺德曼）。这不但使儿童文学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内部也进一步分化出各年龄段的文学，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中设立起越来越多的隔断，每个年龄甚至每个月龄的孩子都将有自己的书单。更加有年龄的针对性，也就更加有年龄的限定性。 每一种文学所建构的目标读者也将成为不同种类的，这势必会加剧不同年龄儿童的差异，从而使各个年龄段之间的过渡成为问题，由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桥梁”式的阅读。悖论是，逐渐分层细化的儿童文学在强调尊重差异的同时，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相同，或者说越来越“同质化”，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同样的内容，而且会重复更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被过度强调，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就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惟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可想而知，当7000字的《丑小鸭》被删改为二三百字的“故事梗概”收进小学语文教材，当几千字的《三只小猪》被删改得不足百字并配上卡通图画讲给幼儿，儿童的阅读会是怎样的贫乏？此类儿童文学的“弱智化”和经典儿童文学的“非经典化”现象，难道与过度强调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幼稚、非理性、脆弱、无知等“本质特点”无关吗？这样的文学迟早会被儿童抛弃。 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最大的隐忧之一。有关儿童文学的话语总是以它如何不同于成人文学为前提，儿童文学在不断建构和维护一个有差异、有界限的合法化身份时，经常是通过与成人文学相比较来作为立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儿童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依赖于它所隐含的他者——成人文学来确立。但成人文学却从不依赖儿童文学来界定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它越是强调自身的差异性，就越是无法摆脱对成人文学的依赖关系。 儿童文学只有超越儿童/成人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这是一种必要的可能。我们不妨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探寻何谓“好的童年书写”。首先，儿童文学与女性文学、黑人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其他类型的文学皆不同，“所有被归属为儿童文学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鸿沟”。（佩里·诺德曼）这是儿童文学特有的成人创作者—儿童阅读者的双向分离。由此，儿童文学这一“浅语的艺术”背后，一定隐含着更多更深层的东西，它即使表现儿童的天真无知，也需要具备超越天真无知的知识才能发现和欣赏这种天真。这使得看起来简单的文本暗含了一种未说出的、更为复杂的集合，相当于一个隐藏的第二文本，即“影子文本”（佩里·诺德曼）。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期待一种“好的”隐藏，或者期待“隐藏”得更好。前者指文本的主题和内容（隐含的成人愿望），后者指文本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艺术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成人不可能完全复归儿童的状态，他在文学中无法完全撇清自己，但他可以在“更高的阶梯”再现童真。还原为儿童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大人对于儿童应做的事，并不是去完全变成儿童，却在于生出在儿童的世界与大人的世界的那边的‘第三之世界’”（柳泽健）。周作人也曾指出：“安徒生因了他异常的天性，能够复造出儿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数，他的多数作品大抵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这类作品显然并非纯粹的“儿童的世界”的复现，但周作人坚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的世界”之于儿童文学就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理想的境地。可见，“影子文本”、“更高的阶梯”和“第三的世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隐含了超越儿童/成人二元对立、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的“好的童年书写”的可能性。 我们不得不对“好的童年书写”做一个基本的限定，因为“任何一种针对某个特殊读者群体的文学都必然是一种受限制的文学。如果它的限制得不到定义的话，写给儿童的文学将基本上仍是一个不被批评所知的、令人困惑的领域”（巴托）。当然这不代表惟一合理的限定。把无限多样的儿童文学嵌到一个具象化的“好的”模型框架里，那是一种灾难。或许我们还应关注的是：“谁”在评价？对“谁”而言是好的？某种价值标准可能只是代表了某个时代和社会群体的一种美学趣味、伦理模式和权力意志。把儿童文学纳入到既定的意义系统，强加一种秩序，会让儿童文学变得可控。可我们无法以一种价值标准评判来自不同意义系统的东西，所以对任何建立价值体系的企图都应保持充分的警觉。对何谓“好的童年书写”的讨论远没有终结。这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过程，我们应该永远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一种怀疑的精神、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好的儿童文学”才有无限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