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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许钧:文化思想上接受昆德拉,但对勒克莱齐奥感情更深

http://www.newdu.com 2018-08-14 澎湃新闻 沈河西 参加讨论

    
    “你知道上海译文四十周年的活动我一定要来,而且我一定会来吗?”在法语文学翻译家许钧的专访之初,许钧这样问澎湃新闻记者。“我不是单纯为了来站个台,捧个场,随便说几句话,而是因为译文、翻译这个词,无论在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意义都非同一般。”在许钧看来,译文或翻译,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许钧解释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进行,就是从翻译开始的。翻译对于现代汉语的铸造、文学观念的吸收、文学形式的丰富,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三个基本任务,中外文化的交流共生,中外文明的互学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翻译是必经之路。”许钧希望媒体可以给予翻译更多关注。
    8月8日,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翻译家许钧与袁筱一在思南公馆展开对谈,主题是米兰·昆德拉的意义。许钧曾翻译过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无知》。有论者认为昆德拉在中国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甚至已经过时,对此,许钧不认同,在他看来,昆德拉从1985年引介进入中国以来直到今天,粉丝有百万之众。许钧积极捍卫昆德拉的价值,在对谈中,许钧说道:“他对于存在,他对于小说家任务的理解是非常重要。你说一个小说家他的任务,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提出的问题关乎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一部文学作品?他其中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开拓存在的可能性。阅读就是开拓我们生活的可能性。”
    许钧特别提到了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话,许钧也认为,“谁都不可能再来第二个生命,先画一个草图,然后再过正式的人生。你应该怎么过,过这样的生活,人生就这么一次。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更为丰富,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更为精彩,昆德拉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活过的就不止一次人生。”
    借着许钧来上海参加活动的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许钧进行了专访,主要谈了他翻译视野里的昆德拉和勒克莱齐奥。
    
    许钧
    澎湃新闻:几年前,在一次上海书展的活动上,梁文道说昆德拉已经过时,但你反驳说昆德拉永远不会过时,为什么?
    许钧:昆德拉在中国,有两次热潮。第一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少功和他姐姐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海峡两岸都在疯狂地阅读昆德拉。到了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了主要著作的版权,根据昆德拉自己选定的法文译本来翻译,又掀起了一波,当时王安忆、毕飞宇、池莉等作家都专门写了关于昆德拉的文章,有人就说92%的中国知识分子人都读过昆德拉,那我觉得这个话一点都不虚。我就遇到过一位《焦点访谈》的记者,他读了我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空白处写了四五万字的体会。
    在几年前一次上海书展的活动上,当时梁文道说,人们普遍认为,昆德拉已经开始过时了,没有那么热了。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过时,不只是有没有热度,更是看作品本身所蕴藏的深度。当一个作品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热只是一时的,但会朝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大家对于昆德拉,理性,深刻。也代表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新的阅读处于一个新的倾向,万人空巷去争买一部外国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阅读外国文学,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成了我们自然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民族本身对于外来事物的接受更理性更成熟,外国文学的阅读不是简单的问题。
    
    澎湃新闻:昆德拉和勒克莱齐奥,你更偏爱哪个?
    许钧:这两个人我没有偏爱,但是我有感情,对后者的感情更深,但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认真。我跟勒克莱齐奥是四十多年的朋友,从1971年第一次读到他的书到现在47年了。他在中国的书,大部分是我翻译或是我学生翻译的。他来中国教书,跟莫言的四次对话,跟余华、方方、毕飞宇的对话,都是我去做的。
    对于昆德拉,我是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上去接受他。但是对于勒克莱齐奥,我是在文化情感文学思想多个层面去交流的,不仅仅是接受。我们对于勒克莱齐奥的阅读,翻译他的书,能不能从翻译当中开辟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的深度?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的接受。勒克莱齐奥有一次在讲演中说,全球化被有的人诟病,因为文化与交流往往是单向的,他希望是双向而行,是多方合作交融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要让勒克莱齐奥了解中国,走进中国当今的社会,去了解中国当代的人。他到上海,走进上海的两所中学,和中学生交流,到了武汉,走进幼儿园,去和几岁的孩子交流。为什么?他见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他要见的是未来的这批学生。有哪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能这样?他到南京大学上课,五个学期的课不重样。在课堂上,他读《孟子》《论语》,读中国的诗歌,他在上《世界诗歌赏析》的时候,跟学生一起去读唐诗,翻译唐诗,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引导,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是对于文化源头的追寻。
    我带他到《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故乡,《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墓前,他深深鞠了三躬,这意味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他心里没有那份牵扯的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还带他到农村去,去我老家。
    澎湃新闻:他去幼儿园、农村这些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你俩沟通的?
    许钧:没有沟通,他经常说,我不要去看山水,我要去看人。他每一次和莫言的交流,都特别带有象征意义。第一次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一个从东边走来,一个从西边走去。
    我们去了高密,看莫言90多岁的父亲。他进入到莫言写作的那个老土屋的时候,低着头进去。我就看他,整整一分钟没有说话,强忍着泪水。他和老父亲在炕头见面的时候,他看到屋子那么简陋,能想到冰天的坚硬和冷,他说我就能感觉到莫言每个字的分量。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发出了最丰富坚硬的精神。
    他是这么一个作家,非常谦恭。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会拿一个本子,说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他会记录。一个78岁的诺贝尔奖得主会这样。这份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是真的带着感情和尊重的。我从来没有仰视过他,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跟他开玩笑说,原来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的啊,他也说,我也没觉得有多了不起。
    老勒现在在写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随笔,这个是第一个消息,你可以发布,而且我非常期待,我相信会写得非常深刻。这本书我肯定要翻译。
    而昆德拉呢,主要是文学思想的层面,对于文学艺术的突破,突破了西方的传统,在拉伯雷、塞万提斯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用小说抵达了我们没有进入的领域。
    澎湃新闻:据说你一开始觉得昆德拉是一个二三流作家,为什么?
    许钧:因为在翻译昆德拉之前,我已经接触了很多作家,翻译了普鲁斯特、雨果、巴尔扎克,这些作家在我来说是第一流的,而昆德拉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被经典化的作家,而且在中国众说纷纭。当一种阅读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会远离这种阅读,所以我没有特别读过,因为读的引用的人太多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德拉走进了我,因为出版社找我翻译。然而我读了之后才认识到他的深刻性,艺术的超越性,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他们两者而言,我没有偏爱,一个是平等交流,一个是不断认识。
    澎湃新闻:你没有仰视过勒克莱齐奥,那昆德拉呢?
    许钧:一般来说,就翻译者而言,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轻视,比如你翻译了很多经典,给你一个通俗的小说,你会觉得不值得译。你也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因为轻松而漏译。第二个就是仰视,这也会出问题,我一开始翻译普鲁斯特就是仰视,连个标点你都不敢随便去改。那这样的话,你走不出他的阴影,只有去仰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容易成为“媚”。
    我觉得理性的翻译应该是强调平等对待。所以我现在哪怕是去阅读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我也是带着平常心平等交流。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体,唯有真正的对话,我才能真正走进你。
    不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平等的态度,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并不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有多了不起,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质,在文化的交流中,每一个有特质的东西交流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文化更为丰富。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为什么能被他国接受,凡是主动接受他国文化的国家,都是来主动拥抱我们的。为什么像美国以前处于霸主地位,不愿意别人来走进它,这种心态不是自由的,不是平等的。凡不是平等的,必然不是自由的。凡不是自由的,必然不是带着爱的。
    在文化交流上,我们真的要打开自己的心魄,带着一份感情,平等地去交流。像昆德拉这样的作家,我觉得我是改掉了自己的轻视,真正地去走进他。我跟他是平等的。甚至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翻译成就了昆德拉。因为有了翻译,他得以红火。翻译打开了一个世界,可以到达中国,昆德拉自己对翻译多么重视。
    所有的经典都是翻译成就的。我希望你们媒体对翻译给予更多的关注,我甚至可以说,翻译是未来二三十年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你看五四时期,是不是特别凸显翻译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一带一路,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这种双向交流,多么需要翻译。
    澎湃新闻:除了勒克莱齐奥和昆德拉,在世的法国作家里,你觉得有哪些人你是很想推介的?
    许钧: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目光都投向英美法国这些重要的国家,我就想到当年鲁迅的目光投向弱小民族,比如南欧等。比如说现在获奖的,普利策奖、龚古尔奖、布克奖这些,出版社都陷于这些目光,如果(版权)买来就是伟大,我觉得一点都不伟大。出版社培养新人,发现好书,那才是它的伟大。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商业性的。鲁迅才伟大,他关注大家不关注的。韩少功和他姐姐也很伟大,因为那个时候昆德拉在国内根本就没什么名气,他们发现了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很伟大,因为勒克莱齐奥的《沙漠》是我们发现的。
    作为一个翻译者,我有一个理想,就是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我跟联合国的前秘书长加利有一次谈话,他送给我两句话,是我的《翻译论》的那两句,就是翻译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建设,而文化多样性的建设有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
    文化的多元必须要有语言的多元,对于英语、语言权力关系这些问题我都是有一些思考的。我现在就特别关注比如非洲、越南啊这些地方,我希望我能了解他们。我也希望看看中国文化有没有在非洲被吸收啊。
    法语世界、法语国家组织有58个成员国,28个观察员国,他们在17年前,成立了一个我认为真正是国际性的奖,叫国际法语组织五洲文化奖,但是这个奖国内没有人关注。我读过最近几期获奖的作品,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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