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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山海经》研究中，“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和“古之语怪之祖”两种观点构成其论争的基本框架。推衍近代至今，在《山海经》研究占主流的地理、神话两派之外，更多学者从人类学、民俗学、天文学、图像学以及勘探测绘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山海经》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得以渐次成形。这其中，以“海洋”作为新的考量维度，既区别于传统以“大陆”为中心的文本价值评估，也可以使《山海经》海洋观念线索与相关方志资料实现互文分析。 海洋观念与文化空间 《山海经》保留有丰富的海洋观念信息，集中体现于语言词汇、整体架构和深层思维三个层面。语言系统中的海洋元素是《山海经》海洋思维的基础，但词语层面海洋要素的体现尚显粗糙，“海”并没有确定的意义指向海洋，而是包含一切浩瀚的水域，甚至广袤的沙漠陆地，这种语义宽泛杂糅的特征尤其体现在“幼海”“少海”“裨海”“西海”“蒲昌海”等词语上。 众多典籍资料均显示，《山海经》中“海”“水”“河”“海洋”等词汇均存在交叉并用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海洋观念没有清晰的边界，尚且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词汇，与其对水域的实指意义相比，其投射远方、未知之地的虚指意义更为突出，与上古的“异域”“大荒”之意存在交集。其次，与相对成熟且具备一套仪式成规的中原礼乐文明相比，海洋观念更为松散和模糊，但因此也更具自由的特征。地理学意义上的模糊为远方的自由怀想留下了空间，尽管后世海洋观念的演进更加朝向现实也更具科学性，然而，萌蘖期的这种浪漫特质却伴随始终，在方志所见资料中屡屡得以印证。再次，海洋观念在《山海经》中的意义依然是作为中原主流文化的映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也恰是证明了对本土的固守和回归。因而，即便《海经》占据了《山海经》的大部，其依然是以中原文化为旨归而完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构想。以海洋为基准，《山海经》区分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地位，可以说，在其架构出的“四海”“海内”“海外”等世界图景中，带有强烈的文化层级色彩，因此是一种文化空间而非地理空间。 语汇层面之外，《山海经》的海洋观念还体现在其整体架构中。在《山经》五卷中，主要是对山川名物的罗列和描述，也多是由山及水再及海，水、海、动植物成为《山经》山脉描述的主要参照系，海的因素不可忽视。而《海经》十三卷中，则更多是对异域他国及风俗奇闻的记录，虚实是其次，回答了海之中、海之外“有”还是“无”的问题。海的另一端有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异域民族、奇闻异谈，交织着趣味和风险。“海”渗透于《山海经》的整体架构中，成为上古时代生存解释的重要维度和参照系，形成中华文化的“海洋基因”，也是浙江方志中所保留的更为成熟的海洋精神的重要来源。 在方志地图中，“海”多以“大海”“东至大海”“东至海”等文字标注，成为显著的地理空间元素。尽管还处于方志地图的边缘位置，但“海”在标定舆地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陆海关系得以展现。可以说，《山海经》以想象及意象附着的方式开启了上古时期的远方认知，而传统方志中的地图形制，却将围绕海洋的诸多想象推进到了偏重科学的海洋认知，这一过程中，海洋实现了自身的祛昧。同时对于“空间叙事”而言，也由《山海经》的重叙事轻地理，转变为方志中的以空间为重叙事为轻，体现了传统空间叙事渐趋科学化的动态演变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