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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或中国问题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如何展开？可以说，这一问题始终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以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虽然，上述所举的两种研究模式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如何在中国问题意识中展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如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在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同时，还选编了鲁迅和毛泽东的文艺论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性论述进入编选之列，开启了经典研究模式中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之先河。再看另一种“源流发展研究”模式，在思想史发展演进研究方面也有关注中国问题的著述出版，如李衍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马驰的《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朱辉军的《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等，但此方面研究多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为历时性主线，即主要是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发展演进研究。这种思想史意义上的研究虽然势必要牵涉到中国问题，但由于凸显思想史的逻辑发展脉络而从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中国的“问题意识”。这里并没有否定“以史带论”的“源流发展研究”模式，只是说这种研究模式更注重“史”而“论”相对来说容易被“史”所冲谈。由此，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模式是否可能的思考，即是否可以有一种以“中国问题”或“中国问题域”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模式？具体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为凸显“问题意识”或“中国问题意识”，以提炼出的重要“问题域”为主线，针对不同“问题域”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想，这种研究路径是可行的，而王杰等著的《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正是此种研究模式的积极探索。正如王杰在该书导论中所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至今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问题和模式，但是，在这个基本问题和模式上，在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理论结构及自己的理论传统，这是需要我们做出认真的理论说明的地方。”[1] 作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学者，王杰的思考是有的放矢的。我想，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王杰甚至对一直以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法进行了某种修正，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状况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道路，也决定了这条道路的艰难曲折。”[2]认真掂量这句话，看上去有点似是而非，但确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量的问题在其中。坦率地说，在初读王杰先生这段话时，我也未究其深意，“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什么意思？初读的感觉好像是一句比较绕圈子的话，因为，在我们惯常的未经反思的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似乎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似乎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更为细致的内涵区分。通读全书以后，回过来理解这句话，才发现王杰先生的这一表述自有深意在其中。在我看来，王杰有意识地修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其目的正在于他想以一种凸显“中国问题意识”的研究模式，探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论文的“中国问题”。从研究模式上看，这种研究进路显然有别于以往的“经典论著阐释”与“源流发展研究”两种研究模式。虽然，王杰在全书序言中没有更为详尽地阐释他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并转而倾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据。但其有意识地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域”研究模式，还是清晰可见的。这无疑构成了该书独具特色的研究进路。正如王杰强调指出那样：“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不再满足于‘理论’、‘主义’、‘学说’的平面介绍，不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有选择性的介绍和有实际针对性的评述；……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孤立化、片面化、机械化和程式化，而注重在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融入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领域。”[3]以此为研究模式，全书以不同的“问题域”设置章节，试图通过对不同“问题域”的辨析梳理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诸多问题，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集群”，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形式”、“文学与民族性”、“文学与现代性”、“悲剧与革命”等诸多问题。也许在王杰看来，这些问题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就规定了其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通过比较，即通过与“经典论著阐释”与“源流发展研究”两种模式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这种研究在方法论或研究路径上的有益探索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的关注。 从研究路径或研究模式的角度看，“问题论域研究”凸显的是“论”，这就与凸显“文”的“经典论著阐释”和凸显“史”的“源流发展研究”有所不同。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及哪一种研究模式更为合理有效，因为，“经典文本”、“思想源流”和“问题论域”，在任何文化思想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根据不同的诉求有所侧重而已。其之所以侧重于某种研究模式，乃是由其所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决定。该书之所以凸显“问题域研究”，就在于其所关注的焦点即是中国问题，体现了作者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诉求，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尝试。 该书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主题是“文化与社会”。提及“文化与社会”，我们自然会想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角度看，威廉斯开创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度，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有人指责“文化唯物主义”或“文化转向”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以经济生产为基础的经典研究路径，但按照威廉斯对“文化”这一关键词的重新阐释和界定，“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乃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根据这一定义，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文化——中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4]威廉斯致力于打通文化、社会与生活三者之间关联，在威廉斯的“文化”界定中，“文化”即“社会”，“社会”即“文化”，同时“社会”即“生活”。威廉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表意实践，其“文化唯物主义”之研究意在通过“文化”揭示社会生活之意义和价值。王杰先生将“文化与社会”作为本书的醒目标题，其动议无疑是试图接续威廉斯的研究传统，以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过于注重艺术自身研究的审美主义倾向。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观念的反拨，文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出现了所谓“向内转”的审美主义取向，这一转向自有其时代历史语境的内涵，表现为过度的纠偏，但过于倾力于审美的“内部研究”，导致失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美学旨趣，也正是在这种审美主义越来越知识化、精英化和学院化的过程中，真正的或真实的“中国问题”被逐渐遗忘掉了。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或文论来说，一旦失离了“社会历史批评”的维度，其理论学说的本义便消散了。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王杰先生在本书中凸显“文化与社会”之主题，重张“社会历史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 应该予以强调的是，“中国问题”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审美问题”或“中国文学艺术问题”，如果将“中国问题”简化为或学科化为“中国审美问题”或“中国文学艺术问题”，那便失离了“文化唯物主义”即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本义，同时也失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本义。对于这一点，王杰先生是十分清醒和明确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由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社会演进历程及现实关系所决定的。”出于这样的理解，全书以“中国现代化”或“中国现代性”为理论视域，探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多层次叠合性的矛盾冲突。在王杰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核心难题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其中必然涉及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5]这确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要害。因而，“中国问题”的复杂矛盾性或研究“中国问题”的复杂矛盾性也由此从出。 问题是清楚的，问题的要害是直抵的，随之而来的是如何阐释“中国问题”的“多层次叠合性”即矛盾复杂性。这一点，作为全书的主编，王杰先生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并反复强调。也正是“中国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矛盾性，决定了本书写作的难度。通观全书，基本贯彻了面对和解决“中国问题”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问题”的立论旨趣，并在此方面探索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实绩，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的路径和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书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矛盾性，一些重要的议题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寻。由于全书是由多个作者完成的，其中不乏年轻的学人，一些年轻的学人在贯通“经典论著阐释”、“源流发展研究”和“问题论域研究”这三种研究模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议题上，本书没有开辟专门的章节予以论述，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希望在未来的新开辟的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研究方法论上处理好“经典论著阐释”、“源流发展研究”和“问题论域研究”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关系，更为清晰明确地贯穿“中国问题”的核心要害议题，使之成为真正统领全书的精髓之所在。 在著作的导论中，王杰先生曾对伊格尔顿和米尔恩忽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而感到遗憾，并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其自身的特色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该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视域正在展开，它将通过“中国的问题视域”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形态，这无疑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构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1] 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2] 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 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页。 [4] [英]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5] 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