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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降的我国古代社会中，《仪礼》学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历代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尤以清代为鼎盛。据统计，单是这一时期，已知的《仪礼》专经类研究专著就有225部，涉及学者多达177人，文献数量占整个古代《仪礼》学研究总数的21.4%。 清代《仪礼》学研究始于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姚际恒《仪礼通论》，一直到宣统三年前后，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发展期到兴盛期再到总结与衰微期的发展过程，亦即由“博通”转“专精”而至“总结”的变化过程。这是礼经学自身独特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清代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演进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乾隆二十年以前，是清代《仪礼》研究的萌发期，重在“博通”。康熙朝中期之后，统治者打出儒家思想的牌子，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甚至于乾隆元年立三礼馆纂修《三礼义疏》和《大清通礼》，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又一方面，由于《仪礼》代表的是古礼，可以用它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整治人心风俗，加之礼学本身固有的强烈的经世特色，故从明代遗民开始，一直到乾隆初期逐渐成长起来的学者，颇不乏人致力于《仪礼》学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的风气很盛，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当时的礼制文化建构思潮。 具体说来，清初《仪礼》学的复兴，是在顾炎武、黄宗羲等晚明遗老的倡导下，由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姚际恒《仪礼通论》二者的礼经研究，揭开了该领域研究的萌芽状态。在这种礼制文化重构的热潮影响下，踵继者纷纷继起，一批明清之交出生而又任职朝廷的学者，如毛奇龄、朱轼、姜兆锡、方苞、任启运、吴廷华、徐乾学等，还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学者如姚际恒、万斯大、徐世沐、李光坡、江永等人，纷纷将目光投注于《仪礼》学的研究上。诸学者采用考辨体、考证体、纂集体、通释体、疏注体、章句体和评点体等各类著述体式，或采取纂集重构的诠释策略，或采取以考据为基础的诠释策略，或采取以义理为基础的诠释策略，或推阐发明《仪礼》大旨，或综研《仪礼》十七篇文，或质疑辩难前人可疑之说，阐发礼经大义，考订仪制训诂，走上了一条清廷统治者与知识界共倡并励的互动之路。由此，当时学界形成了礼经研究的四大学术流派：创发新说派、淹通汉宋派、张扬朱学派、经俗互贯派。 乾隆二十年延至道光十年前后，是清代《仪礼》研究的兴盛期，重在“专精”。此前各朝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乾嘉时期倡导学术之流风奠定了充裕的经济基础。乾隆朝中期，高宗帝大兴文字之狱，同时延继康熙朝“佑文兴学”的文化政策，积极鼓励科举士人讲求经学，推行科考以经试士，并积极寻访民间遗著，组织编纂《四库全书》。在总纂修官纪昀的周围，聚集了戴震、王念孙、任大椿、朱筠、金榜、戴震、淩廷堪、任大椿、韦协梦等一批考据学者。《四库全书》修成并传播开来后，一批批精通考据学的士人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民间士人倡导经学研究延继汉唐诸儒的学术传统。受此大环境治学风尚影响，一大批学者投入《仪礼》学研究中，使《仪礼》学研究的深度加大，出现了一大批专精之作，数量上远远超过前期。 这一阶段的礼经研究者大多倡导《仪礼》研究的考据之风尚，特别是在礼学思潮上，安徽歙县学者凌廷堪承继了惠栋和戴震二人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的主张，提出了“以礼代理”的学术主张，其交游刘台拱、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则纷纷歆然而动，大力提倡凌氏之说，一时间学界几乎以言理为禁忌，群弃理学而归之，从诠释理念上对当时的《仪礼》诠释加以指导。表现在著述体式的择取上，主要以考辨体和考证体、校勘体、校注体、补注体、专门图解体等为主，纂集体、通释体、疏注体之类体式居于次要地位。至于在诠释策略的选择上，此时的研究者不再选择以《仪礼》固有的义理为诠释基础和诠释重点，也不再将以结构为基础的纂集重构诠释策略作为治学关注点，而更多地注目于以考据为诠释基础。尽管如此，不同学者的礼经研究治学旨趣、诠释风格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汉学考据派、淹通汉宋派、尊尚郑学派、张扬朱学派、专事校勘派等学术流派。 道光十年之后迄止于晚清，是清代《仪礼》研究的总结与衰微期，重在当朝礼经诠释新成果之“总结”与传承。当时清政府遭遇内乱外侵交加的局面，但传统的考据式经学研究并未因此停滞不前，皖派及其他相关部分学者继续延续朴实的乾嘉治学传统，从事经学研究。就礼学思潮来看，在清后期学术与社会均呈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围绕“礼”与“理”、“礼学”与“理学”的关系认识问题，出现了两种近似而又略存差异的礼学思潮，一是陈澧的“理学即礼学”说，一是黄以周的“礼学即理学”说。他们力主理与礼的融合，注重发掘先秦礼学特别是《仪礼》与《礼记》文本的礼意内涵，并未创设一套新的礼学思想和学术理念，重于传承而非创新。在礼经诠释策略的确立上，仅属意于以考据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博征众注疏解、发凡立例、申解郑《注》、图解礼制、订误质疑、章义述注等方式，将仪文节制的诠释、名物训诂和礼意的阐释结合起来，进一步还原先秦礼学的要旨。由于这一时期诠释家的诠释目标、诠释理念差异，他们在校释《仪礼》原典的诠释体式选择上，与前期、中期学者颇有差异，专题考证体、考辨体和疏注体、广补体、补注体、笺体、学体等相关体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为清代后期《仪礼》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原本属于中期学者青睐的释例体、校勘体、校注体等，不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且，随着《仪礼便蒙》《读仪礼录》《仪礼可读》《仪礼先易》《仪礼问津》等一批礼学普及读物的出现，读本体、删改体、增串体、评点体之类体式，得到了著者的追索与更高的认同，礼经文本的传播和普及受到了学者普遍重视。 清后期，大致包括两个较短的礼经学发展阶段：一是道光、咸丰之际的总结式阶段，本期学者们在整理此前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对前期学术加以系统总结和梳理，游刃于诸说之间而加以折中，在总结继承之中进一步求得学术发展，进而出现了像胡培翚《仪礼正义》一类集大成之作；二是同治及光绪、宣统三朝，这一时期尽管也出现了曹元弼、吴之英等数名礼经学大家，但较之清代前期、中期，有影响力的礼经学著作并不多见，研究整体上趋于式微。 传统经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地还原学术史的真实状况，评判学术价值，推出儒家文化之精华。“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核心内容，《仪礼》学研究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基础伦理和制度资源的双重角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回溯清代《仪礼》学史的研究状况，有助于凸显礼经学在传播、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社会功能，深层次认识和把握礼学在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当下开展清代《仪礼》学史的研究，本质上讲就是为了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只有对传统礼学史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整理和总结，才能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为构建现代伦理规范、社会秩序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持。 （作者：邓声国，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仪礼》学史”负责人、井冈山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