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肯定以为我疯了” 1958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亚历山大·勒纳德（Alexander Lenard）像往常一样打开信箱收取报纸与信件，其中有一封英国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 & Co.,Ltd.）的来信。 “他们肯定以为我疯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勒纳德不久前将自己的《小熊维尼》（Winnie Ille Pu）的拉丁文译稿寄给该书的版权方梅休因，结果恰如预料中一般——“很抱歉。”信中写道。 沦为难民的勒纳德为了谋生，从事过很多职业，包括教授英语。二战后期他曾收过一名特殊的学生——一位不懂英语的威尼斯地下抵抗组织负责人，当时随着战争局势逐渐明朗，这位化名彼得罗的先生认为盟军到来的日子不远了，为了方便在工作上与盟军联系，他找到勒纳德，并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学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所以他不想学枯燥的语法，也不想背单词。 老师一般都不太愿意收这种学生，更何况，每节课的酬劳只够买一份面包或一块奶酪，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有家室的勒纳德需要这份工作来维持生计。就在此时，他想到身边有本米尔恩（A.A Milne）的《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这本书的单词、语法相对简单，且内容多涉及日常会话，很适合英语初学者，于是他用这本“教材”开始教学。教了四个月后，这位彼得罗先生在日常会话中已经可以较为熟练地使用英语与盟军直接交流了。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战后他甚至还被驻意盟军授予最高金质奖章。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意大利政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陆续遣返难民，此时有两个选择摆在勒纳德面前：接受美国政府邀请，前往驻韩美军基地工作（当时他在驻意美军工作），或者接受祖国的邀请——回国担任匈牙利大学的讲座教授。经历了数十年的颠沛流离，勒纳德早已心力交瘁，他既对战争感到厌倦，也不想回到铁幕下的匈牙利，最终他向联合国难民组织提出申请，前往巴西定居。 抵达里约热内卢没多久，勒纳德便被泼了一头冷水，由于巴西当局不认可他在奥地利大学医学院获得的学历，他既不能去学校当老师，也进不了医院行医。迫于生计，勒纳德只得在当地的一所铅矿场找了一份护理员的工作，但光凭这份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这时他听说矿上的法国工程师们在给自家小孩找一名家庭教师，便毛遂自荐，教授英语与拉丁语。 在英语课上，《小熊维尼》又派上大用场了。这些法国工程师的子女自幼在南美长大，此前对这本书一无所知，他们很快便对《小熊维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勒纳德在上拉丁文课时遇到了难题。他起初选用相对易学的《高卢战记》做教材，但学生们对枯燥的语法学习感到非常厌烦，莫非要像《包法利夫人》里一样，罚这些孩子抄写来加深印象？这时一位学生的抱怨提醒了他：“难道就没有一本像《小熊维尼》一样的拉丁文书吗？” “对啊，我可以把小熊维尼翻译成拉丁文嘛。”勒纳德出身医科，拉丁文是读书时的必修课，他学得很不错。而且这已经不是勒纳德第一次翻译拉丁文了，在罗马的时候，他曾为一家瑞士医药公司翻译拉丁文医药文本。除此之外，据布达佩斯大学的茹然瑙·沃伊多维奇（Zsuzsanna Vajdovics）持有的一封勒纳德的信（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勒纳德的一位朋友恩里科·马法奇尼神父（Enrico Maffacini）曾将《匹诺曹》译成拉丁文，这对他下定决心翻译《小熊维尼》也有重要影响。 勒纳德身边仅有一本由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学者路易·马里·基舍拉（Louis-Marie Quicherat，1799-1884) 编撰的《法语-拉丁语词典》，是矿场的法国总工程师送给他的。凭着这本词典，他开始将《小熊维尼》译成拉丁文，一干就是好几年。其间，由于为矿工仗义执言，他被矿场解雇了。幸好他运气不错，在圣保罗遇到一位愿意收留自己做助手的外科医生，才不至于失业。 译完之后，勒纳德将译稿寄给了梅休因。于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不幸出现了。 拉丁文版《小熊维尼》风靡欧美 除此之外，勒纳德还寄了三十册给英国剑桥地区的三家书店，两周后这几家书店回信补订了一百零五册，没过多久，其中一家书店又来信要求再追订两百五十册。然而，勒纳德身边已经没有那么多存书，而且再也无力加印，他的积蓄已经在上次印刷中用完了。此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本书很快成为牛津、剑桥等院校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一热潮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很快便一书难求，甚至有人愿出十五美元求购。紧接着瑞典著名出版社博尼尔（Albert Bonniers förlag）通过勒纳德在丹麦皇家图书馆的朋友联系上了他，表示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但由于版权原因，只能出节选本，勒纳德私下和博尼尔签订了出版协议，1959年圣诞节前夕首印两千册，没过多久又加印了两千册。 事态发展至此，当初拒绝过勒纳德的梅休因出版社坐不住了，他们通过巴西的代理商联系上勒纳德，表示愿意出版他的译作，但在版税事宜上，双方争执不断。梅休因最初开出的条件是根据净销售额的百分之十计算版税，克里斯托弗·罗宾·米尔恩（《小熊维尼》作者之子）四分之三，勒纳德四分之一，被后者拒绝了。随后，梅休因想要一次性支付版税五十英镑，并且直接把支票寄到了勒纳德家里。勒纳德将支票原封不动地退回，并附上一句拉丁文“Cade sis mortuus”——“滚！”最终梅休因还是妥协了，答应版税由勒纳德与米尔恩五五开分成。 虽然出版暂时无望，但勒纳德不死心，随后他去信询问是否可以获得自印本的授权。这次梅休因答应了。在支付了三基尼的版权费后，梅休因允许他自印一百册，但不可以公开销售。 然而，“天高皇帝远”的勒纳德并没有遵守这个约定，他一共印了三百册，一册寄给一位在丹麦皇家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后者回信请勒纳德再寄二十册；一册寄给英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后者不但回信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并且表示要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读一读。他们俩也因这段缘分成为好友。勒纳德1965年出版的自传《拉丁熊之谷》（The Valley of the Latin Bear），便由罗伯特·格雷夫斯作序。 勒纳德原名勒纳德·桑多尔（Lénárd Sándor），1910年3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的前半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幼年举家迁往奥地利，虽然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遇上了德奥合并，他被迫远走意大利，避难于罗马。 就这样，英国版终于在1960年10月27日这一天正式发行，没过几天各大书店就销售一空，紧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加印。同年12月美国版发行，销量比英国市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持续长达二十周之久。据1961年4月21日发行的《生活》报道，当时美国版的销量已突破七万两千五百册，而英国版加上瑞典版销量也达到两万两千册。 世间没有完美的事，拉丁文版《小熊维尼》风靡欧美的同时，亦在评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著名学者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于1961年7月号《地平线》（Horizon）撰文，批评勒译“用词过于沉重，严重缺失原汁原味”。然而这部作品畅销依旧，并未受到冲击，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弗朗索瓦·瓦克的《拉丁文帝国》（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6年版）中提到，尽管进入二十世纪后拉丁文教育已逐渐走向衰落，但直到上世纪中叶，这门语言仍在学校颇具地位。然而，当时拉丁文课程大纲上的读物大多是诸如凯撒的《高卢战记》、西塞罗的《道德论著》与《演说词》、维吉尔的《牧歌》与《埃涅阿斯记》等“以高度文法导向为主，基于语言学或道德教育考量选出的书籍”，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些读物的内容既冗长又枯燥。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一本有趣的拉丁文童书插图本出现在书店里，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传统读物中常见的演讲、战争、英雄、神祇等内容，它讲述的是一只小熊与一位小男孩以及百亩森林中的伙伴们之间的故事，让人眼前一亮。 由于大部分购书者是在学校修读拉丁文的学生，出版方趁热打铁，于次年推出了小熊维尼拉丁文黑胶唱片，并于1962年发行附有注解与词汇表的修订版。拉丁文版《小熊维尼》直到今天仍在重印，该书的火热让出版商看到了商机，随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兔》《小王子》《哈利波特》以及小熊维尼系列的另一部《阿噗角小屋》（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等畅销童书也陆续被译成拉丁文出版。 “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谢泼德的后人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谢帕德为维尼的这些故事的新版本和译本做了许多设计，但对他来说，也许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是为拉丁文版的《小熊维尼》画插图。（《小熊维尼的诞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 为什么说这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书中没有透露原因，我突然想起瓦克在《拉丁文帝国》中提到的一个人，他和画小熊维尼插图的谢泼德（E.H Shepard）生活在同一时代，七岁就开始学拉丁文了，这个人就是丘吉尔。上课第一天老师给他一本语法书，什么都不解释就要他背出第一组词尾变化：  小丘吉尔看了以后一脸茫然：“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意义何在？在我看来，这纯粹是冗长单调的叙述。不过，有件事我总能做：我可以把它背起来，于是，我就自己所能承受的愁苦极限内，开始默记老师给我的这份状似藏头诗的作业。”（《拉丁文帝国》第184页） 最终，他花了半小时将这段内容硬背了下来，可是根本不明白为什么Mensa这个词有时表示“一张桌子”（a table，主格），有时又表示“桌子啊”（o table，呼格）。他鼓起勇气去询问老师，得到的答复让他感到云里雾里，再度追问后，却受到老师不耐烦的警告：“倘若你再这样无礼，小心我处罚你。听着，这可是极其严厉的体罚。” 冗长、亘古不变的传统读物与填鸭式的野蛮教学，让许多拉丁文初学者往往只能硬着头皮去努力熟记繁复的文法规则，成效可想而知。丘吉尔心仪的学校——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入学试中，拉丁文是必考项，结果这门科目他考了三次都不及格，而且成绩一次比一次差。 家境殷实的谢泼德从小念的便是私立学校，即便后来家道中落，仍通过伯父的关系进入了著名的圣保罗公学（St Paul's School）。在古典学倍受推崇的十九世纪英国，拉丁文等古典语言课程在不少公学中占比很高，有些学校甚至达到了四分之三，拉丁文带给他的回忆恐怕不会比丘吉尔好多少。 在这种情形下，要设计出具有新意的插图对谢泼德来说确实是个艰巨的挑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最终设计出的两幅插图仍旧给人一种很传统的古典形象。封面插图中小熊维尼成了一名头戴纵鬃战盔、身披盔甲、手握短剑的禁卫军，身边是手持鹰旗的旗手小猪皮杰，另一幅用于扉页的插图则是头戴月桂花冠的小熊维尼罗马半身像。 我们再来看《小熊维尼的诞生》第131页这幅“很不协调的”小熊维尼罗马半身像，画面下方印有一句拉丁文 “VENI,VIDI,VICI”。这句凯撒征战高卢时说过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在正式发行版的插图中被删去了。这一改动很明显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学生们在课堂上已经读了几百年的拉丁文古典名著，恐怕并不乐意在这本书里再见到一位“准备征服百亩森林的君王”。 “标价已裁” 我最初是在安·思韦特女士（Ann Thwaite）撰写的《米尔恩传》（A.A. Milne: His Life）中留意到这本书的。勒纳德当年的自印本我托英美几位熟识的书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后来我决定去巴西古书市场碰碰运气，于是我在国际古书商联盟（ILAB）的官网查找巴西古书商的联系方式，一一写信询问，可惜一无所获，其中一位书商在回复我的邮件里表示，这本书非常罕见（extreamly rare），近十年他仅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过一本，文中那张书影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找到的。博尼尔的初版倒是没费多大劲就寻获了，这得感谢斯德哥尔摩的书商老朋友格罗塞尔的帮助。至于梅休因的英国初版，我先后在美国书商卡明斯和英国书商卢卡斯处购得一本。也许您会问，为什么我要买两本？难道我有特殊的藏书癖，喜欢收藏两本一模一样的？ 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个在猎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Price Clipped”，我将其翻译为“标价已裁”。著名书志学家约翰·卡特（John Carter）在《ABC藏书指南》（ABC For Book Collectors）第九版中说：“标价已裁是指一本书的书衣前勒口的价格标记被以斜角的方式裁剪，标价的位置通常在前勒口的右上角，有时也会出现在右下角。” “标价已裁”的形成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 一、用于礼物馈赠，出于尊重将标价裁剪。 二、许多特价书籍在处理时，为避免价格对顾客产生误导，也会将标价裁剪掉。 三、同时在两个以上国家发行，故需要标注两个不同的货币金额。 从收藏角度来说，前两种情况会导致一本书的价值大打折扣，如果你有心在Abebooks、Biblio这些大型二手书籍交易网站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同样一本书，书衣完好无缺与“标价已裁”之间的价格相差悬殊。 而第三种则属于正常情形，不会对书籍的收藏价值造成影响。我在卡明斯购买的那本英国初版，书衣前勒口右下角就被裁剪掉了，当时收到书以后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上述第三种情况。卡明斯老先生是从业四十年的老书商了，又是格罗利埃俱乐部的老会员，如果是上述前两种情况的话，应该会在书目信息里特别注明，相信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一篇刊发于1984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里面提到拉丁文版《小熊维尼》的英国初版是由英国梅休因出版社与美国达顿出版社（E.P. Dutton & Co.）联合发行，梅休因给达顿一共调拨了一千五百册。好了，两个国家同时发行，使用不同的货币标价，几个条件都满足了。没过多久，肯特郡的卢卡斯帮我找到一本在英国本土销售的初版，有伦敦老店福伊尔（Foyles）的标签，与卡明斯那本情况一样，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前勒口右上角的标价被裁剪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