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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诗学实践与传统的再思 传统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它永远存续于生生不息的诠释和建构中。由三个偏见支撑的一般认识主导着当今对古代文论、批评传统的诠释和建构，而清代诗学经验和实践的加入，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现有的对传统的认知。 首先我们要注意，清代诗论家绝不像喜欢炫博的明人那样大而化之地泛论诗史，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对专门问题进行持续而深入的探究，在诗人传记考证、语词名物训释、声调格律研究、修辞技巧分析各方面，都有远过于前人的杰出成果。前人研究诗学，目的主要在于滋养自己的创作；而清人研究诗学，却常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一些很专门的问题，会引起学人的共同关注，各自以评点、笔记乃至诗话专著的形式发表见解。比如反思明代复古思潮所激发的唐宋诗之争，“泛江西诗派”观主导下不断涌现的江西地域诗话(24)，古音学复兴所催生的古近体诗歌声调研究，性灵论思潮引发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辨析等等，都是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古诗声调之学，自康熙间王士禛、赵执信肇端，在乾、嘉浓厚的考据风气中得到更细致的推进。到道光年间，郑先朴《声调谱阐说》终于以彻底的量化分析避免了举例的随意性和结论的不周延性(25)，至今看来仍是很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像这样以精确的数学模型来统计、分析一个文学现象，验证一条写作规则的研究，在清代以前是难以想象的。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李因笃对杜甫律诗字尾的研究。《杜诗集评》卷一一引朱彝尊评云： 富平李天生论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曷言乎细？凡五七言近体，唐贤落韵其一纽者不连用，夫人而然。至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予尚未深信，退与李武曾诵少陵七律，中惟八首与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叠用三入声，其一《江村》诗叠用二入声，其一《秋兴》诗第七首叠用二入声，其一《江上值水》诗叠用三去声，其一《题郑县亭子》诗叠用三去声，其一《至日遣兴》诗叠用二去声，其一《卜居》诗叠用三去声，其一《秋尽》诗叠用三入声。观宋、元旧雕本，暨《文苑英华》证之，则“过江麓”作“出江底”，江不当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作“但有故人分禄米”，“夜月”作“月夜”，“漫兴”作“漫与”，“大路”作“大道”，“语笑”作“笑语”，“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无一犯者。(26) 尽管他们的统计或因标准的歧异，与当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27)，但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实证性的，用归纳法将问题涉及的全部材料一一作了验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郑驸马宅宴洞中》也曾引述李因笃的说法，举出具体版本覆验其结论，所举篇目虽较朱彝尊为少，但讨论更为扎实。汪师韩《诗学纂闻》针对有人提出五古可通韵，七古不可通，杜甫七古通韵者仅数处的结论，检核杜诗，知杜甫通韵共有十一例，又考唐宋诸大家集，最后得出结论：“长篇一韵到底者，多不通韵；而转韵之诗，乃有通韵者。盖转韵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转韵者用字多，故因难见巧。”(28)这种实证精神后来一直贯穿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即使一个细小的论断也要将有关作品全数加以覆按、统计。这种追求精密的实证态度成就了清代诗学的学术性，也构成了中国诗学批评非印象式的实证的一面。 其次我想指出，如果只看诗话和诗选中言辞简约的评点，的确容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产生零星散漫、语焉不详的印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清代还有一些很典型的细读文本。比如金圣叹选批唐诗、杜诗，徐增《而庵说唐诗》，一首诗动辄说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说《易水歌》，多达一千二百字；佚名《杜诗言志》、酸尼瓜尔嘉氏·额尔登谔《一草堂说诗》，也是类似的解说详尽的杜诗评本。为举子示范的大量试帖诗选本，解析作品更细于普通的诗选。最近我在湖南省图书馆看到一种麓峰居士辑评《试帖仙样集裁诗十法》，乃是这类书中的极致之作。每首诗都从描题、格、意、笔、句、字、韵、典、对、神气十个方面来讲析，故曰裁诗十法(29)。不难想象，一首诗经这十法分析就像经十把刀剖析一样，其意义和表现形式将被解剖得多仔细！ 这种详细的解说、评析正是古典诗歌批评的原生态，其方法论核心就是许印芳所说的：“诗文高妙之境，迥出绳墨蹊径之外。然舍绳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堕入恶道者。”(30)因此古人研讨诗艺和诗论惯于从作品的细致揣摩入手，日常披览和师生讲学莫不深细。可是最后形成文字，为什么又这么零星和简约呢？台湾诗学前辈张梦机的解释是：“在过去，这种被我们认为印象式的批评，能大行其道，可见得当时创作者、批评者、读者之间，借这类文字相互沟通时，并没有遇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不可理解的障碍。那是因为在过去，创作、批评、阅读是三位一体的，因此古人能在不落言诠的情况下，会然于心。”(31)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我还想再补充一个理由，那就是出版的艰难。古代雕版印刷非常昂贵，即使是王士禛这样的达官也难以承受。除非像周亮工、张潮、金圣叹这样的家有刻工或兼营出版，否则市场价值不高的诗文评是很难上梓的，甚至誊抄也价格不菲。考虑到这一点，一般诗文评点只保留最精彩的部分，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以上两个解释都绝不意味着简约一定与随意漫与的印象式批评相联系。清代诗学除了作品细读与新批评派的封闭式阅读可有一比外，作家批评也呈现出细致和实证的趋向。一些兼为学者的诗人，写作诗话之审慎、细密就更不用说了。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专论白居易，第七则评“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所举计有：1.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哭崔晦叔》五古“连用叠调”作排比之体。2.《洛下春游》五排连用五“春”字作排比之体。3.和诗与原唱同意者，则曰和；与原唱异意者，则曰答。如和元稹诗十七章内，有《和思归乐》、《答桐花》之类。4.五言排律“排偶中忽杂单行”，如《偶作寄皇甫朗之》中忽有数句云：“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下又云：“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5.五七言律“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如五律《酒库》第七句“此翁何处富”忽单顶第六句“天将富此翁”说下，七律《雪夜小饮赠梦得》第七句“呼作散仙应有以”单顶第六句“多被人呼作散仙”说下。6.五排《别淮南牛相公》自首至尾，每联一句说牛相、一句自述，自注：“每对双关，分叙两意。”7.以六句成七律，李白集中已有，而自居易尤多变体。如《樱桃花下招客》前四句作两联，后两句不对；《苏州柳》前两句作对，后四句不对；《板桥路》通首不对，也编在六句律诗中。8.七律第五、六句分承第三、四句，如《赠皇甫朗之》：“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里兼遭病折磨。”赵翼不仅抉发出这些创格，还肯定它们都属于“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之可备一体(32)。这样的批评还能说是印象式的吗？放在今天或许要被以新理论自雄者鄙为学究气吧？ 与这种学术色彩相应的是，清代诗学在理论与批评两方面都清楚地显示出学理化的自觉，实践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实践性时刻盘旋在论者的意识中。今人每每遗憾中国古代缺乏“成系统的理论著作”，所谓成系统的理论著作，如果是指《文心雕龙》那样条理井然的专著，那么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已可见系统的诗歌概论之雏形。元代以后类似的汇编诗法层出不穷，如近年因《二十四诗品》辨伪而为人关注的怀悦刊《诗家一指》以及朱权《西江诗法》、周叙《诗学梯航》、黄溥《诗学权舆》、宋孟靖《诗学体要类编》、梁桥《冰川诗式》、王槚《诗法指南》、谭浚《说诗》、杜浚《杜氏诗谱》、题钟惺纂《词府灵蛇》等等，其中有的在清代仍占据蒙学市场很大份额。乾隆间朱琰曾提到，署明代王世贞编的《圆机活法》是坊间翻印不绝的畅销书(33)。清代所编的这类诗话起码有四十多种，较重要的有费经虞辑《雅伦》、伍涵芬辑《说诗乐趣》、佚名辑《诗林丛说》、张燮承辑《小沧浪诗话》等，而以游艺辑《诗法入门》、蒋澜辑《艺苑名言》、徐文弼辑《汇纂诗法度针》三种最为流行，书板被多家书肆辗转刷印，我在《清诗话考》中分别著录有十五、十四和十八个版本行世。 这类书籍都是编者从自己对诗学知识框架的理解出发，汇编前代诗论而成。以游艺《诗法入门》五卷为例，卷首“统论”辑前人泛论诗法之语，卷一“诗法”包括诗体、家数及诗学基本范畴，卷二“诗式”选古今名人诗作示范各种诗歌体式，卷三为李、杜两家诗选，卷四为古今名诗选，四卷外别有诗韵一册。这种“诗法+诗选+诗韵”的结构，是清代蒙学诗法、诗话的典型形态。王楷苏《骚坛八略》、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则是清人新撰之书的代表。此类诗话向来不为诗家所重，但在我看来却有特殊的价值，从中可以窥见编者总结、提炼历代诗学菁华的自觉意识。如游艺《诗法入门》卷一总论部分，采入元人《诗法家数》“作诗准绳”及《诗家一指》“诗家十科”所归纳的诗学基本概念，使古典诗学的概念系统骤然变得清晰起来。晚清侯云松跋张燮承《小沧浪诗话》说“虽曰先民是程，实则古自我作”(34)，一语道破这类汇编诗话对于建构古典诗学传统的重要意义。这类书籍在当时都非常普及，像今天的教材一样占据初级阅读市场的很大份额，主导着普通士人的诗学教养。没有人会说今天的各类教材是不成系统的知识，那么对古代这种教材式的蒙学诗话又该怎么评价其系统性呢，如果我们能正视其存在的话？ 由于诗家不重，藏书家不收，这些曾非常普及的蒙学诗话大多亡佚，少数若存若亡，自生自灭，于是中国诗学中数量庞大的“成系统的理论著作”就落在了当代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而众目睽睽的精英诗话，又总是以不袭故常、自出创见为指归，意必心得，言必己出，于是一条一条就显得孤立而零星，常给人不成系统的印象。尽管如此，清诗话中仍不乏思维缜密、明显有着条理化倾向的作品，赵翼《瓯北诗话》就不用说了，贺裳《载酒园诗话》也是很有系统性的一种。此书卷一论皎然《诗式》“三偷”，共十则，以古代作品为例，说明：1.古诗中的“偷法”有“或反语以见奇，或循蹊而别悟”的效果；2.“偷法”一事，名家所不免；3.“偷法”每有出蓝生冰之胜；4.“偷法”意不相同者，不妨并美；5.蹈袭得失有不同，系于作者见识；6.聂夷中诗多窃前人之美；7.“偷法”妙在以相似之句，用于相反之处；8.诗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9.历代对“偷法”的态度不同；10.诗家虽厌蹈袭，但翻案有时更为拙劣。将这十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内容相当全面的《摹仿论》。论柳宗元的部分，也同样是涉及多方面内容的作家论。类似这样的作品，虽还保留着诗话固有的散漫形态，但内容已具有清晰的条理。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代严谨学术风气的熏陶。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是局限于体兼说部的诗话，而是扩大到更多的文献部类，那么清代诗学就有许多有系统、有条理的作品进入我们的视野，包括序跋、书札甚至专题论文。清代别集卷首所载的序跋和文集中保存的诗序，最保守地估计也有一二十万篇。文集和尺牍集保存的论诗书简，是比诗序更真实地反映作者诗歌观念的文献。金圣叹的诗学理论主要见于尺牍，黄生的《诗麈》卷二是与人论诗书简的辑存，侯朝宗《与陈定生论诗书》是较早全面论述云间派诗学及其历史地位的诗史论文(35)，焦袁熹《答钓滩书》则是迄今所见最全面地论述“清”这一重要诗美概念的长篇论文(36)，黄承吉《读关雎寄焦里堂》诗附录寄焦循书也是对“诗之大要，情与声二者”的全面陈述(37)。明清之交以及后来刊行的各种尺牍集中收录了大量的论诗书简，是尚未被有效利用的重要资料。书札之外，清人文集中还每见有各种诗学专题论文，最著名的当然是冯班《钝吟文稿》所收《古今乐府论》、《论乐府与钱颐仲》、《论歌行与叶祖德》，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所收《神韵论》、《格调论》、《唐人律诗论》、《杜诗“精熟文选理”理字说》、《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黄诗逆笔说》、《李西涯论》、《徐昌谷诗论》等文。王崧《乐山集》中的《诗说》三卷在当时也小有名气。至于像柴绍炳《柴省轩文集》中的《唐诗辨》、《杜工部七言律说》，刘榛《虚直堂文集》中的《西江诗派论》，干建邦《湖山堂集》中的《江西诗派论》，许新堂《日山文集》中的《乐府诗题考》，陈锦《勤余文牍》中的《论赵秋谷声调谱》，吴昆田《漱六山房全集》中的《拟文心雕龙神思篇》，郭传璞《金峨山馆乙集》中的《作诗当学杜子美赋》、《建安七子优劣论》等论文，还有待于我们去披阅发掘。这类专题论文无疑是清代学术专门化的产物，也是清代诗学独有的文献资源，注意到这批文献的存在将改变我们对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著述形式的认识。 说到底，对中国古代缺乏成系统著作的遗憾，纯粹缘于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形态及言说方式多样化的漠视。有关各类文学评论资料的价值，学界已有认识(38)，但各类文献在诗学体系中承担的功能还很少为人注意(39)。不同文体的诗学著作，谈论诗歌的方式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诗学体系中的建构功能也各有所长。选本使作品经典化，评点负责作品细读，目录提要完成诗学史的建构。而序言则多借题发挥，或阐发传统诗学命题，或借古讽今，批评时尚和习气。王士禛便每借作序发挥司空图、严羽的学说。清初诗家对宋诗风的批评，乾、嘉诗家对“穷而后工”的阐说，也很常见。书信通常是系统阐述自己的诗学观念并用以往复辩难的体裁。沈德潜、袁枚往复论诗书简针锋相对地表明其理论立场，是个著名的例子，也是研究其诗学观念的重要材料；李宪乔与袁枚、李秉礼往来论诗书简(40)，则是尚未被人注意的珍贵史料。李重华《贞一斋诗说》首列“论诗答问三则”也像是论诗书简的辑存，很详细地论述了音、象、意三个要素，神运、气运、巧运、词运、事运五种能事以及学诗的步骤(41)。这种有针对性的答问，往往包含从定义到分析、论证的完整过程，当然是很严谨的理论表述，如同一篇专题论文。一些诗论家喜欢用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阐述自己的诗学见解，于是成为很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叶燮《原诗》是个典型的例子，《四库全书总目》敏锐地指出它是“作论之体”(42)，可见前人对文学理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是有清晰意识的。不了解或忽视古人对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掌握，而仅向资闲谈的诗话体裁要求严密的逻辑体系或学术化表达，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多加注意那些数量丰富的论诗书简以及《载酒园诗话》、《瓯北诗话》之类的作品，注意不同诗学文本在言说方式和批评功能上的差异，或许会改变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缺乏成系统著作的偏见。同时再考究一下，我们印象中的那些成系统的西方文论著作又是产生于什么年代，在17世纪之前，西方又有多少那样的理论著作？或许我们对许多老生常谈的判断都要重新斟酌，是否还可以那么言之凿凿？多年来中西文学、文论比较，其实十分缺乏年代概念，当学者们提到中国时，往往是在说13世纪以前的中国，而说到西方时，却又是在说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年代相当明代中叶，文艺复兴“三杰”和“前七子”同时，伏尔泰、狄德罗和袁枚同时，柯尔律治发表那本结构散漫的《文学传记》时，张维屏已在两年前完成了《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十卷。沈德潜去世的次年，黑格尔刚出生。康德发表《判断力批判》时，翁方纲正在将他最崇敬的前辈诗人王渔洋的诗学著作编刻为《小石帆亭著录》，后者在一百年前已阐发了那种后来被命名为印象主义的艺术理论(43)……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不是不会那样思维或那样言说、那样写作，只有那些希望成为或正在担任教授的人才会去那样写书，而中国最杰出的文人恰恰都不在学校里，而在担任各种行政职务。所以，关于文学理论的著述形式差异问题，与其求之思维方式，而不如求之教育制度、文人生存方式。 最后我想说，认为中国文论缺少科学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经不起质疑和检验的偏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学者吴建民在《古代文论“命题”之理论建构功能》一文中已指出，命题是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是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基本因素(44)。我不仅赞同他的观点，更想强调一下，丰富的概念和命题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读者只要检核一下《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2009年版)或拙纂《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后附“索引”，相信就会同意上述判断。 古典诗学概念的系统化，至迟到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作诗准绳”——立意、炼句、琢对、写意、写景、书事用事、下字、押韵及佚名《诗家一指》“诗家十科”——意、趣、神、情、气、理、力、境、物、事，已奠其基，只不过不太引人注目，直到清初游艺《诗法入门》辑录其说，才成为普及性知识。在明代诗学论著中，诗论家开始对前人提出的诗学概念加以美学的反思，并尝试联系特定的创作实践来诠释其审美内涵。通过神韵、清、老等诗美概念的研究，我发现它们的美学意涵都是到明代胡直、杨慎、胡应麟手中才得到反思和阐发的。所以，要说诗文评概念的模糊性，在元代以前的文献中或许较为常见，明代以来这种情形大为改观，清诗话中对概念的玩味和阐释已变得经常化和普遍化了。在撰写《清代诗学史》第一卷时，我曾注意到，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用的基本审美概念约有一百三十五个，组成双音节复合概念近六百个。如此繁复的批评术语固然能显示陈祚明过人的审美感受力，但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更能说明问题实质的是，他用这些术语评诗时，常伴有对术语本身的精当品鉴和辨析。比如评谢朓《治宅》“结颇雅逸”，顺便提到：“雅与逸颇难兼，雅在用词，逸在命旨。”评王僧孺《为人述梦》含有对“尖”的品玩：“写虚幻能尽情若此，中间如以字、方字、极字、恣字，俱是梦境，故有趣。然太尖太近，直接晚唐。诗诫尖，能尖至极处，中无勉强处，无平率处，便自成一种，亦可玩，郊、岛不能也。古人用意，何尝不尖，但不近耳。”评陈后主云：“人才思各有所寄，就其一时之体，充极分量，亦擅一长，况清丽如六朝者乎？六朝体以清、丽兼擅，故佳。丽而不清，则板；清而不丽，则俚。人以六朝为丽，吾尤赏其清也。”(45)如此细致的辨析不能不说是长年读诗、评诗的经验所凝聚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具体的审美感悟已得到理论提升，形成概念群的意识，并对概念的内涵、外延有清晰的把握。 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甚至以定义的方式来诠释诗文评概念，在清诗话中也不乏其例。汪师韩《诗学纂闻》论述“绮丽”、“诗集”、“杂拟杂诗之别”、“通韵”等问题，繁征博引，细致辨析，一如今日的专题论文。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条辨”则阐释了有关诗格和诗美的基本概念、命题四十四个，一一举诗例印证，使读者易于体会。如释志向曰：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淫好辟，古有明征矣。且如魏武志在篡汉，故多雄杰之辞。陈思志在功名，故多激烈之作。步兵志在虑患，每有忧生之叹。伯伦志在沉饮，特著《酒德》之篇。刘太尉(琨——引者注，下同)志在勤王，常吐丧乱之言。陶彭泽志在归来，实多田园之兴。谢康乐志在山水，率多游览之吟。他如颜延年志在忿激，则咏《五君》。张子同(志和)志在烟波，则歌《渔父》。宋延清志在邪媚，因赋《明河》之篇。刘梦得志在尤人，乃作看花之句。凡此之伦，不一而足。惟杜工部志在君亲，故集中多忠孝之语。《曲礼》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不信然乎？故学者欲诗体之正，必自正其志向始。(46) 如此行文虽不同于严格的定义样式，但通过引证、举例，大体也阐明了概念和命题的内涵。遇到性情、真、自然、含蓄、逸这些内涵丰富的概念，还会从多个角度举例说明，使其内涵得到全面的展示。这方面的个别例子更多，足以让人惊异老生常谈中竟留有偌大的阐释空间，同时为清人的理论开拓能力所折服。在明清两代的序跋中，刻意阐发旧有命题的文字最多，凡“诗以道性情”、“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穷而后工”、“真诗”、“诗有别才”乃至咏物的“不粘不脱、不即不离”等等，无不被反复诠释和借题发挥过。即以“诗史”为例，钱谦益《胡致果诗序》从国变史亡、诗可徵史的角度对“以诗存史”提出一种极致的理解(47)；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又从诗乃精神史所寄托的角度，指出藉诗可以考见史籍不载的“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敎之所以仅存”的精神变迁(48)；方中履《誉子读史诗序》则从正史作为权力话语的角度，揭示“君臣务为讳忌，予夺出于爱憎”的倾向性(49)，说明以诗论史得以存公论在民间的意义。如此深刻而多向度的阐发，岂能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许多理论命题甚至显示出超前的历史眼光和理论深度。 总之，当今学界流行的三个偏见，都是在说明唐宋以前古代文论部分事实的同时置元明清三代更为丰富、深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成果于不顾的片面结论，对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认识很不完全，未能注意到明清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长足发展所带来的言说方式、著述形态和话语特征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强有力的学术潮流及发展趋势。这一缺陷在妨碍正确认识传统的同时，也影响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自我认同乃至自身建构的信心。当我们对传统抱有上述成见，就会切断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的血缘关系，将所有具备现代性的特征都视为西学的翻版，视为无根的学问而丧失理论自信。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无处不在的现代性问题，跌入中国内部有无自发的现代性的理论窠臼中。这不就是理论的宿命吗？问题的答案只能在对晚近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深入研究中找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