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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8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经典纪实作品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曾用译名《西行漫记》）已经出版有81个春秋。回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就像斯诺进入陕北的经历一样，在激情浪漫中充满了坎坷曲折。80多年中，基于原著，在中文语境中以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内部参考本等形式出版了不少于60种版本，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体。1938年胡仲持等十二人翻译、复社的《西行漫记》版，激励了无数国统区的革命青年去往延安；1979年董乐山翻译、三联书店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版，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当下，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进入初中语文教材，以其独有的睿智思想、时代特色和语言魅力让新时代的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RED STAR OVER CHINA的《西行漫记》时代 复社版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不朽名著的第一个正式中译本，由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宗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12人分别翻译并在版权页署名，由胡愈之统稿校订。这12位译者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星二座谈会”的成员，据新华出版社《胡愈之传》记载，“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胡仲持为胡愈之的二弟；傅宗华、倪文宙、吴景崧、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林淡秋、邵宗汉、梅益是胡愈之在《译报》时代的同事。许达是斯诺在中国的秘书，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郭达。另外，有部分资料指出，王厂青应为粟裕的秘书蒯斯曛的化名，此处存疑。 在1979年第一期《读书》杂志上，胡愈之回忆了这次让他激动而紧张的译事：“有一天他（斯诺）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只有一本，看完还他。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的英文原本。” 这段话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复社版《西行漫记》的英文原本为英国1937年“左派”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版本，这一版本的原文与1938年复社以《西行漫记》为名，正式出版的版本有不少明显的出入。张小鼎先生在《〈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一文中明确指出：“此书虽据伦敦‘红星’初版译出，但复社出版时，斯诺对原著的文字又作了少许增删，就是说，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的。”对照1937年英国原版不难发现，较为明显的是复社版删除了原书第11章的第5节。另外，此书英文版完成于1937年7月下旬，因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斯诺在复社版《西行漫记》中对国共两党的表述作了修改。 作为老一辈的新闻人，胡愈之对时局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但他还是向上海中共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了解斯诺的具体情况。刘少文来自陕北，对斯诺这段采访了然于心。在得到他的认可后，胡愈之组织力量开始翻译出版。 斯诺这部纪实作品的译名，在当时做了策略性调整。据胡愈之回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同样，十二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在《忆念鲁迅师》一文中也有过关于类似的说法，他认为：“改名为《西行漫记》进行翻译，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容易在社会上通过。” 胡愈之得到此书并组织翻译的时间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得以出版，得到了斯诺重要的帮助。《西行漫记》复社版第15页中，斯诺表示：“现在这本书（RED STAR OVER CHINA）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下，除了原书已经修订意见，他还提供了1937年戈兰茨版都没有的20张照片。 正如斯诺美好的愿望，由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人承印的《西行漫记》甫一问世，初版顷刻脱销，当年即加印四版。香港的出版社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西行漫记》在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步青年辗转传抄，把《西行漫记》看作身家性命一般，怀揣梦想奔赴延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