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这不仅是一个被事实所确证的真理,更是一条被历史所验证的法则。习近平总书记以此诠释和表述文化—文艺的基本功能与主体特征及其所秉有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乃是既切中旨要,又触及底蕴的。 一 文艺所抟铸的历史见证不仅是具象的、美奂的、质实的,而且更与时俱进,永远年轻,并以其不复消泯的历史品格和美学韵律而为后来的人们和未来的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动的时代样貌与永恒的创造活力。通过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永远地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风韵,而且更能通过特定的历史缘分而极为形象化和艺术化地结识那个时代的人们,体验那个时代的生活,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脉动和历史韵律。正是由于时空的流变特质和转瞬即逝的须臾性,所以,便常常会使文艺作品对时代风貌和社会景观的描述与刻画在给人以审美愉悦和感性认知的同时,也更赋予了历史的状貌与品性。故尔,被文艺的审美价值所封存着的,便必定会是时代的风貌、社会的律动与凝固状的精神之“芯”和思想之“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尽管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对于任何成功的文艺创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前者只是形表与路径,后者才是真谛和本质。否则,文艺就会只是逗乐的行当与把玩的工具了。然而,真正的文艺创作和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就不是这样,也绝不会是这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多种语言和形式演遍了全世界,并必将属于所有的世纪与所有的人,其原因绝非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止于娱乐,最本质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作用更在于这些戏剧能让人明真理、辨是非、懿美善、懂道理,使社会更文明、生活更有序、人性更纯正、世道更公允。而这,才是其华袞美学外衣所包裹着的思想之“铀”与精神之“爝”。否则,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绝不会说出“我们宁可失去印度,但也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的话。印度曾作为英国的最大属地,那可是滚滚流淌的财富之源啊!又何以会不抵一个莎士比亚呢?原因就出自:在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上,在文明与财赀的抗衡里,在智慧与窳陋的比拼中,前者总是占取先机和处于优势的。而这才是人作为文明“动物”的永恒追求与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也便决定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就常常会被这种来自经典文艺作品中的振聋发聩之声所激励、所振奋。他说,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使他对敖德萨这个城市深怀情愫,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则使他自幼便形成了深深的英雄情结。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作品的对比性阅读中,使他对《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深得感悟、情有独钟。尽管《浮士德》曾使他爱不释手,但毕竟还是《红与黑》《悲惨世界》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心灵的震撼更大、更深邃。惠特曼的《草叶集》是世界自由体诗的发韧之作,而它也同样启迪和开拓了少年时代习近平的心胸与视野,使他的思想得以早早就在生活的旷野和理想的天昊中翾飞与遨游。自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给予他的,则更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就是这样。它不但会彪炳时代精神、解析生活真谛、切中社会脉动、解答人生课题,而且更能于不意之间给人以开导、启迪、激励和鼓舞。正因为如此,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缔造者的马克思,虽然其一生的思想焦点和学术中心并非文艺,但却又终生都与文艺结深缘,都以文艺为挚友。他阅读过的文艺著作盈千,他引用过的文艺例证逾万。在无比博大深宏的理论创造中,马克思几乎无时不以文艺作品中的“人”和“事”作为理论建构的思维方略与确证对象。由此而使我们常常能够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看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雪莱、弥尔顿等文艺家及其作品的频频出现。仅以《资本论》为例,就诚如这本书的翻译者大卫·费恩巴赫所说:“《资本论》对公众而言是晓畅易懂的,既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其中,仅引述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和荷马史诗中的典故,用以对理论命题进行阐释与资证的例子,就已多到了无法一一枚举。马克思以文艺内容作为理论佐证,不仅准确、深刻,而且简约、生动,令人在会心一笑中尤为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他所要阐发的重大理论内容。列宁曾说,马克思“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而此中尤其不乏文艺的浸润与介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