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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经典诗人地位的确立，从这一时期的唐诗选本也可进一步得到证明。盛唐时期的唐诗选本现在可见者，有《河岳英灵集》《搜玉小集》和《国秀集》。据傅璇琮、李珍华考证，《搜玉小集》“所收诗人，大部分属初唐时期，少数几个，如裴漼(《新唐书》卷一三〇)，许景先(《新唐书》卷一二八)，韩休(《新唐书》卷一二六)，以及王  、余(徐)延寿等，均生活至开元初、中期。无开元中后期及天宝时诗人……从这些方面看来，《搜玉小集》当编成于开元后期或天宝前期”(12)。此集未收李白。《国秀集》为唐人芮挺章于天宝三载编就。因所选为“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的诗人，而且是“风流婉丽”“可被管弦者”(13)，李白、杜甫均未入选。李白未入选以上两个选集，原因是比较清楚的。二书以创作成就集中于开元时期的初唐诗人为主；而李白，虽然天宝初即有诗名，但是他的代表作多在天宝入朝之后，宜其不入选两本选集。到了以盛唐为主要选诗方向的《河岳英灵集》(14)，殷璠不仅入选李白，而且一下子就编入十三首：《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15)《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乌栖曲》。任何文本的经典化过程，都有一个经典的价值揭示与凝练过程。《河岳英灵集》之于李白诗歌的经典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对李白其人及其诗文个性特征的揭示。“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20-121页)“志不拘检”，是对李白思想个性的概括，认为李白思想不受世俗约束，纵情任性。这应该是李白思想个性最早的概括。对李白的诗文，殷璠则概括为“纵逸”及“奇之又奇”。纵逸，即情思与表现风格的奔放不羁。“奇之又奇”，则是李白代表作的独特意象、情感给人造成的出人意表的惊异感。这两个方面的概括，准确把握住了李白诗歌的特征。还有一点，殷璠溯其源头，找到了李白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楚辞传统。其二，是对李白代表作的遴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答俗人问》《乌栖曲》等代表作多数在编。而这些代表作又印证了李白“纵逸”与“奇”的风格。由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我们看到，从李白经典化之初，就捕捉到了这位伟大诗人思想纵逸、诗歌豪放的特点，突出了其作品奇之又奇的艺术价值。从此后历代评价李白的言论来看，最初的评价基本上奠定了历史评价的基调。 中唐时期，有人开始比较李白杜甫优劣，出现了扬杜抑李现象。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6)中晚唐所编诗选，有《箧中集》等八种。《箧中集》为元结乾元三年所编，收录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唐人选唐诗新编》，第299页)者，凡七人，二十四首诗。因收录的诗人，是或已经去世，或乾元间还在世、贫贱无禄位的人，因此李杜等诗人都未入选。元和间，令狐楚编《御览诗》，“所收三十位诗人，都是肃、代和德宗时人，即主要是大历和贞元时代的诗人。有些人虽生活在元和，但收诗极少，如张籍只一首，诗体基本上为五七言律绝，风格以轻艳为主”(17)，盛唐诗人不在其选。高仲武贞元初编的《中兴间气集》，所选二十六位诗人，都是肃宗和代宗时人，不选盛唐诗人。所以郑谷批评说：“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18)姚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二十一人、一百首诗，编成《极玄集》，盛唐诗人选王维和祖咏，但“此书所采不越大历以还诗格”，“诗多寒瘠”(19)，未选李白在其情理之中。及至韦庄，受《极玄集》启发，于光化三年编成《又玄集》，以杜甫、李白为卷首，选李白诗四首《蜀道难》《古意》《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其中《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唐人选唐诗的另一重要选本，是后蜀韦縠编《才调集》。据其自叙：“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20)计收一千首，其中卷六收李白诗二十八首，是唐人唐诗选本中收李白最多的本子，所选多为写男女相思或离情者，与《河岳英灵集》相比，可见所选篇目，乃是韦縠的偏爱，不完全代表李白的基本风格特征。 从中晚唐的唐诗选本来看，多数选本只做断代之选，盛唐不在所选范围，而包括了盛唐诗人的选本，又因为选编者审美趣味所囿，或未选、或少选李白作品。这说明选本只能作为考察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多种途径之一，而非唯一的途径。 但是，此时李白的经典地位早已确定，已经无法改变，这从此一时期文人的记述与评论可以证明。贞元六年刘全白所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当时李白“诗文亦无定卷，家家有之”(21)，影响已经相当广泛，所以白居易说李白的诗是“诗之豪者”，“才矣、奇矣，人不逮矣”。论诗人的才华，论诗的独创性，无人可比李白。又《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22)，不仅看到了李白诗的当代影响，也预言了李白诗千古不朽的传世价值。著名诗人韩愈《调张籍》诗亦云“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23)，对李白的当世诗名给予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评价。此后李白杜甫诗名互有消长，而李白“千古一诗人”(24)、“诗中日月酒中仙”(25)的经典地位已然牢如磐石。 宋代对李白更多了批评之声，批评的向度主要是政治与道德的指责。 在北宋士人中，苏辙对李白的评价比较低。他在《诗病五事》中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26)从为人和为文两个方面，揭示出李白骏发豪放的特点，但指出李白的诗同其为人一样华而不实，不知何为义理。苏辙所说的义理指的什么呢?也许就是家国之事等内容。无独有偶，王安石编《四家诗选》，李白、杜甫、韩愈和欧阳修入选，但李白居于选诗最后一位。其原因，王安石说得很明白：“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27)认为李白的诗多言妇人与酒，见识卑污。这里边的偏见是明显的。且不说文学作品中写入妇人与酒就一定品格不高，而只就李白作品是否十之八九写女人和酒的事实而言，王安石所说也不符合李白作品实际。说李白诗中多酒，是事实；但说其诗中多妇人，就是强为之词。南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云：“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败其志乎?不然，则渊明篇篇有酒，谢安石每游山必携妓，亦可谓之其识不高耶?”(28)陆游《老学庵笔记》则怀疑此非王安石之语：“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未熟者妄立此论耳。”(29)怀疑此论非出自王安石，似乎没有证据。但从王安石这些评价看，他批评李白，着眼于道德的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