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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快士传》平议

http://www.newdu.com 2018-07-25 爱思想 欧阳健 参加讨论

    
    
    
    《快士传》十六卷,现存写刻本,卷端题“五色石主人新编”,序言亦署“五色石主人题”。或以之与短篇白话小说集《五色石》、《八洞天》二书相提并论,甚至径指作者为清乾隆间曾撰《五色石传奇》、身后惨遭戮尸之祸的徐述夔。按《五色石》与《八洞天》目录首行与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前者序言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后者序言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并非同一人所撰(见拙作《〈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复旦学报》1989年第2期);今复以二书与此书出同一人之手, 更无充分证据。林辰先生以此书日本享保十三年《舶载书目》已加著录,而享保十三年即清雍正六年(1728),书当作于此前,因而断定作者并非乾隆三年中举的徐述夔(《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三卷179页),是有道理的。
    是书第一卷有“话说前朝宣德年间”字样,故人多据“前朝”字样以判定其出清人手笔;然细味书中一再出现的“现在三杨宰相中,杨士奇先生由荐举而进,并非科目出身”、“朝中正说三杨,野外忽逢二柳”语气,所叙之事似十分贴近。杜纲《南史演义》卷一谓桓元“负其才地,谓宜立朝居要,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疑而不用”,按桓温为晋穆帝(345-361)时人,桓元为晋孝武帝(373-396)时人,均出处于晋朝,所谓“得罪先朝”者,乃本王朝之前代皇帝也。则此书之“前朝”者,疑亦非的指前一王朝,不能作为此书成于清代的证据,完全有本朝人写本朝事的可能。
    又,是书第十六卷写董起麟要试黄绣内才,道:“今年正月里立春,中间又闰了一个八月,到十二月终,又遇立春,一年有了两春,三秋增了一秋,正合着个现成对句,道‘岁遇二春双八月,一年两度春秋’”,也为此书成于何时提供了线索。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1433)正是闰八日,其正月初一为1433年1月21日, 腊月二十九日为1434年2月8日,恰好一年中有两个立春。写小说的人,似乎不可能为双八月之事去现查历书,很可能是随手拈来的眼前的事实,所以,“今年”云云,不应该是过于遥远的往事。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之后闰八月的年分有:
    1.明宣德八年(1433)
    2.明成化十八年(1482)
    3.明正统十五年(1520)
    4.明万历五年(1577)
    5.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6.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7.明崇祯七年(1634)
    8.清康熙十九年(1680)
    9.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10.清咸丰元年(1851)
    自宣德八年至咸丰元年的四百年中,闰八月的年分共十次,清代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间,无一次闰八月,故可排除此书作于雍、乾间的可能性。又此书第二卷叙常奇弹弓的弓弦,“弦”字一律没有缺末笔,故又可排除此书作于康熙间的可能性。
    有助于判定此书成书年代的,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或曰时代氛围,以及它所受到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前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于“靖难之役”的态度。小说主人公常奇的母舅袁念先,因家藏方孝孺文字,被其契友列应星出首,永乐皇帝大怒,将念先全家抄杀,家赀给予首人,列家因此致富。常奇切齿痛恨,立志为母舅报仇,终将列家父子杀死,此举颇受小说赞赏。第十二卷“雪愤恨外国草文”,叙常奇投华光国为元帅,草就檄文一通,“檄中说建文君躬无失德,忽遭靖难之师,致国亡身窜,远近同悲,又说忠臣被祸,人心不平”,中有数联云:
    以天潢之戚,托靖难之名,顿令天子蒙尘,遂致太宗失继。服袈裟而袍去衮,闻者吞声;读《楞严》而磬懒敲,言之流涕。乾坤有恨,悲深暗雨愁云;江汉无情,肠断新蒲细柳。虚无金殿,怅群鸟之晚朝;想像翠华,泣六宫之夜月。萧条长乐,寂寞昭阳。周公此来,成王安在?更痛一时忠烈,遂使十族摧残。妻女皆入教坊,文字悉加禁斥。古人于劬国效忠之士,犹赠恤以励众心;今日于本朝尽节之臣,反诛戕而无遗种。德昭之死于匡义,东宫鲜被戮之官;济王之毙于理宗,太湖无尽坑之卒,未若今兹之奇惨,实为远近所同悲。
    檄文传送京师,宣德皇帝大怒,然众词臣、科道竟合词上疏,请降恩赐,略云:
    臣等伏念文皇靖难之日,一时被戮之臣,如方孝孺、铁铉、景清、练子宁、黄子澄等,辱及妻孥,禁及文字,处之之法,未免过当。原其致罪之由,不过各为其主,君子不以人废言,即使其人不正,而言有可取,犹当采录,况彼为王捐躯,以忠义自矢者乎?先臣姚广孝尝谓方孝孺读书种子,伏乞怜其人,存其言,宽文字之禁,此天下所仰望于陛下者也。至于铁铉等,妻女有入教坊者,咸宜赦出;其子孙有藏匿他处,未经诛杀者,亦宜宥免,或量加录用。昔文皇曾云:“练子宁若在,吾当用之。”然则文皇在今日,子宁等本身犹可赦可用,何况其子孙乎?是又不独天下所仰望于陛下,亦文皇在天之灵,所深望于陛下者也。夫汉高不杀雍齿,光武不杀朱鲔,史书称其大度;英明如文皇,岂度量不及高、光?其初动于一时之忿,厥后已自追悔,但惜未即行肆赦耳。今蕞尔蛮邦,敢出妄言,毁蔑先帝,诚可痛恨。然为今之计,不若先布恩诏,追复建文年号,并优恤死难众臣之后,然后命将出师,殄彼小丑,则宇内快心,士气百倍矣。
    天子览奏,随降恩旨,追复建文年号,并复被戮诸臣官爵,存其后人。又,第十六卷写董闻要为妹妹彩姑择婿,金畹将“建文时靖节忠官黄子澄之后”黄绣荐之,董闻道:“先生赏鉴的人,自然不差,况是忠官后裔,将来必然显达。”同样传达了时代的信息。
    据《明史·惠帝纪》云:“正统五年(1510),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馀,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戌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此事颇可见出当时的时代气氛。靖难之役是明代的重大事件,当其初始,许多人是对此是噤若寒蝉的;但随着时光的消逝,对建文帝持同情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竟有人敢于假冒建文皇帝,朝堂之上,也有人敢于公然为之请封帝后及加谥庙号了。这种社会心理,在通俗小说创作中迅即得到反映,《续英烈传》的风行便是证明。《续英烈传》谓建文祝发为僧,二十馀年间,东流西徙,与《快士传》十分相似,而对于方孝孺、黄子澄等的同情态度,二书亦如出一辙。《续英烈传》旧本题“空谷老人编次”,首“秦淮墨客”序,作者向以为即纪振伦,一般认为是明后期人物。正统五年后的闰八月,为正统十五年(1520),《快士传》所写的有关内容,与其时的时代氛围极为相合,推测此书作于其后,是很有可能性的。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快士传》明显受到《平妖传》的影响。第八卷写丁推官郑州祈雨,禁止屠宰,都有《平妖传》的影子。如丁推官虽然遵奉宪行,出了禁屠告示,“却分付衙役不许借端生事,有公差拿卖肉的人解到台下,那人禀说是官府未出告示之前宰下的猪,丁推官即行释放,远近士民,无不颂其仁德”,就是对《平妖传》的反拨。第十一卷写常奇自宫,扮作太监,有篇言语道是:“梁山泊上鲁智深,忽换了童枢密的脚色;《平妖传》中蛋和尚,顿做了雷允恭的同俦。”又,第一卷写宿积盗走董闻借银,亦有言语道:“神偷妙手,伎俩通仙。受‘一枝梅’要诀,得‘吾来也’真传。似蛋和尚的弹子,梁间下地;如孙行者的斛斗,顶上升天”,除了用《平妖传》的典故,还将神偷“一枝梅”、“吾来也”的故事引入其中。按《平妖传》为罗贯中所作,在当时已广为流行;“一枝梅”事见于《蓬窗类记》,作者黄  ,弘治三年(1490)进士;又见于《九龠集》,作者宋懋澄,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又见于冯梦龙《谈概》、《智囊》。《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更详衍其事。《二刻拍案惊奇》首崇祯壬申(1632)睡乡居士序。综上所述,《快士传》之成书,很可能在明代正统十五年以后,基本上应该算是明人的作品。
    
    《快士传》内封左侧有小字四行,云:
    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从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破涕为欢,回悲作喜,则《快士传》不可不读□□。
    从士人的角度讲,最大的“恨事”,莫过于“郁郁不得志于初”,“遭时不偶,齑志以没”;最大的“快事”,莫过于“异日之云蒸龙变,得大伸其志”。《快士传》的作者以“快文”写“快事”,就是为了“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使之“有愿必成,有忿必泄”,“慷慨淋漓,不留遗憾”(《序言》),它所要传达的,是一代士人渴望发迹变泰的心态。
    小说的主人公董闻,是一个“怀瑾握瑜,含诟忍辱”的人物。他因家境贫寒,科名不遂,颇受岳父柴昊泉父子的奚落与凌辱。为了改变这一境况,董闻曾决心“苦志下帷,何怕功名不到手”,但科名却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正如董济所说:
    ……只就一省乡试而论,科举秀才,不下数千人,却只中得百馀人,算来数十卷中取一卷。若果然取得允当,还不为难,那知此中又是一团命数。这些入帘的经房,大都是有司官,平日簿书鞅掌,文章一道,久矣抛荒,忽然点他去阅卷,克日揭晓,匆忙急遽,焚膏继晷,灯光之下,看那红字的卷子,又把青笔点将上去,弄得五色昏花,如何不要看错了?士子作文,有一日短长,试官阅文,亦有一日短长,偶然值其神思困倦,或心绪烦闷之时,把士子数载揣摹,三场辛苦,只供他一笔两抹,便已付之东流。名为三场,只看得头场七篇;这七篇又只看得第一篇;就第一篇,又只看得起处两三行;那两三行,若稍不合试官之意,涂了一笔,后面总有琳琅锦绣,好都无用。从来场中看文,如走马看花。苏东坡何等眼力,及为试官,竟失落了一个好友李方叔,致有‘过眼空迷日五色’之叹,何况不及东坡的,正不知屈了多少学人才士!光阴有限,人寿几何?三年不中,又歇了三年,等闲把少年头骗白了。若单靠科目,岂不误了一生之事?
    小说只不过从“场中看文”导致屈抑人才的角度,批评了科举取士的弊病,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但它所宣扬的“科目亦何足论,但论人之贤与不贤耳”的思想,却是颇有见地的。它认为:“只要建功立业,替朝廷出力,名标青史,勋书太常,何问科目不科目,这还就人品而论;即论文章,亦不以科目为重轻。唐朝以诗取士,偏是两个极会做诗的,如李太白、杜子美,皆不由科目而进,其他可知矣。”就是一种通达之论。
    
    
    但是,要“替朝廷出力”,总得要有个门径。为此,小说主张“不次用人”,即由荐举而进。作者心中也明白,荐举其实也不是一条坦途,“必藉贵人之力,又必有奇才异能,方可耸动人主”。小说虽然在董闻的“奇才异能”上做了不少文章,说他有文武兼全之类,但更多的笔墨,仍然放在“路路通达,广其声气”方面。“文人的班头”庄文靖在此经过,董济便劝说董闻拜在他门下,以求得“日后仕途上一个奥援”。果然,自经文靖为董闻诗集作序,又逢人说项,一时京中都晓得董闻名字。有言语曰:
    或实至而名从,或先名而后实。冷人都坐家中,热人奔驰道侧;热则扬眉有时,
    冷恐齑志以没。因受俗眼相轻,欲吐心中抑郁。一时逼做热人,却是闭户不得。
    董济又将其荐至余总兵处,并转荐表弟南京徐国公的世子。由于得庄、余二人引荐,大得徐世子敬服。小说写道:
    看官听说,这虽是董闻的才艺足以动人,却也亏了那两个荐头。假使余总兵荐他能文,庄翰林荐他能武,世子未必便信;今偏是极有文名的庄翰林,说他文才好,极有武略的余总兵,说他武艺高,世子安得不倾心敬仰?可见人固不可有名无实,亦不可有实无名。多少潜修静养有实学的人,只为没人荐引,遂至老于牖下。所以说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而后显。有诗为证:
    武得元戎荐,文来学士书。
    声名洋溢处,端的赖吹嘘。”
    另一位主人公常奇的显达,靠的不是外界的奥援,而是一种曲折的自荐。他因杀了列应星,不得已落草为寇,然而却非其所愿。他对马二娘道:“若论我胸中抱负,纵不能学虬髯翁独帝一邦,称孤道寡,也须如班超万里封侯,威镇边疆,如何区区作赤眉铜马的勾当,却不辱没了我?就是你这般才色,纵不学飞燕、玉环侍奉至尊,也须做一品夫人,受五花官诰,如李靖、韩世忠之妻,才不枉了你这双识英雄的俊眼,如何区区做个山寨中的押寨夫人,却不又辱没了你?”有人劝他走等待朝廷招安之路,他说:“除非攻城掠地,割据州县,使官兵无可如何,那时朝廷方肯下招安之诏;但若如此做作,必至杀人害命,伤民病国,又岂仁人君子所忍为?”经过反复权衡,他选择了自宫、并装扮成太监投华光国为元帅,发兵征讨中国,又促使两国和好,遂得大用的道路。
    遗憾的是,“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落实到故事情节中,多半成了一厢情愿、如同儿戏的杜撰;不过,在若干具体的细节上,确也写出了官场的黑暗与弊病。如第十三卷写董闻奉旨出征华光国,朝廷忽得路小五出首董闻受贿徇私之谎状,便派人往军中按问其事,小说发议道:
    看官听说,自古大将在外,欲立大功,必须内有同心之臣,如平勃交欢,将相和调,然后做得事体。倘或人各一心,武臣才高,文臣忌之;外臣权重,内臣忌之;小臣骤升,大臣忌之;非科目而蒙超擢,科目中人忌之:纵使欲为国家效力,其如每事掣肘,如何做得?试看乐羊子之贤,犹不免谤书一筐;廉颇之勇,不免郭开之谮;乐毅连下七十馀城,只三城未下,犹有人说他按兵不动,致起燕王之疑;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李俨犹反复其词,如他回军;岳鹏举精忠报国,张俊犹嫌他出身行伍,骤然与己同列,便生嫉妒,何况其他?
    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嫉妒给事业带来的危害,可谓切中时弊。
    
    《快士传》所叙之“快事”,虽然并无多少创意,但它的“慷慨淋漓,不留遗憾”之“快文”,却是值得称道的,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这是因为,小说始终贯穿一股正气,一种精神力量和鲜明的道德追求。正如小说所说的那样,“当董闻在柴家寄食,及列家索债之时,何等艰难,何等狼狈,谁料他后来这般富贵?然前穷后通,古来尽有,不足为奇,但要如董闻这般为人作事,却是古今绝少。”董闻的品格,表现在知恩能报恩、知怨能化怨和疏财偏能用财、近色偏能远色两个方面,是一个“有血性,又有大度;极慷慨,又极清高”的真男子,“比那负心薄行,浅量褊衷,忘人大德,记人小怨,唯利是图,见色便好之辈,相去何啻天渊?宜乎当世称为快士,后人传为快谈。”
    “人生世上,莫快于恩怨分明,又莫快于财色不染。”关于报恩报怨,小说提倡“报过于所施,与那不报为报”的长者大度精神。它说:“大凡报恩过于所施的,非是他没轻重,他只为看得己重于人,身重于物,加厚待人,正是加厚待我”;“至若不报小怨的人,他看得豢养我的,不是知己;妒忌我的,倒是我知己。姑息我的,不足激发我志气;倒不如窘辱我的,能使我动心忍性,足以成就英雄,不惟不以怨报德,正当以德报怨”。董闻对于己有恩的董济,对于己有怨的柴家父子关系的处理,都充分显示了这种大度血性的精神。
    人的道德观,往往要经受财、色二关的考验。“人情不见可欲,此心不乱,立身财色之外,不为所染,还未足为奇;惟终日与有财有色的人周旋,他寸心不染,方是真正好汉,如关公初不却曹操馈遗,而临去时封金挂印,一无所取;又如赵大郎千里送京娘,并不为自己贪他美貌”,这才能算作真正的“财色不染”。而董闻这两个方面,都堪称君子。金楚胥为葬亲出卖传家之古砚,被无赖路小五所骗,董闻设计取回,又付十二两银子助葬。金楚胥要将古砚留下,董闻道:“从来文人卖砚,如武士卖剑,是出于万不得已,非乐所为。”终不肯受。丁推官生前一清如水,董闻出于义气,为之代赔三百两欠银,余总兵提醒他要收好借契,董闻却在丁推官灵前将借契焚化。马二娘乃色艺双绝之名妓,与常奇有终身之约,不幸身陷囹圄,董闻相救出狱,马二娘自言:“今蒙董爷救之桎梏之中,理应永侍巾栉,以报大恩,只恐负了常相公,故未敢相就。”董闻道:“在下相救之意,非慕卿之色,亦不但怜卿之才,实重卿之义也。……自古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蔑。’我若有私于卿,是负友谊矣。”后董闻率兵征讨华光国,月仙公主意欲与董闻联姻,便可归降。面对花容月貌的佳丽,董闻毫不动心,道:“我董闻已有妻室,岂容停妻再娶?忆昔荆妻未嫁之前,寒家贫困,无以为活,内父颇有解婚之意,荆妻矢志不从,以致失欢于内父。今日幸得富贵,何能负之?于情于理,诚有所不可。”又致常奇信中说:“吾兄与弟,友声谊笃,知贫贱之交不可忘,岂糟糠之妻独可弃乎?弟愿为宋弘,不愿为黄允。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也。”“守糟糠义让佳丽”,将月仙公主让给了徐国公。其妻淑姿闻知此事,对董闻说道:“贵易交,富易妻,人之常情,相公独能矢义如此,可敬可羡。”董闻道:“你当初既能守志,我今日何忍负心?”淑姿道:“相公归家之后,为何并不提起?”董闻道:“今公主已为国公夫人,我若说起这话,于国公面上,不好意思。”稍加点染,两位深明大义的笃爱夫妻的形象,跃然纸上。
    丁推官则是小说所写的清正廉明的好官的典型,他的品德,已超出了“财色不染”的水准。他到任以后,凡寿礼节礼一概不受,衙中食指颇多,薄俸用度不来,只好称贷度日。当七月盛暑,不辞劳苦,每日到河边监督,踏勘旧河故道,晓夜不息。见民夫中有老弱的,勉强挑泥掘土,心生怜悯,便每十个精壮民夫,拨两个老弱的炊茶做饭,众甚便之。河工垂成,他却中了暑气,尽瘁而死。他生前既极清苦,死后又甚萧条,茕茕孤子,贫窘异常。有民谣道:
    河便开得好,好官那里讨?可惜一个丁推官,却被开河开杀了!
    读之令人酸鼻。
    
    《快士传》开卷自云:
    说平话的,要使听者快心,虽云平话,却是平常不得。若说才子佳人,已成套语;若说神仙鬼怪,亦为虚谈。其他说道学太腐,说富贵太俗,说勋戚、将帅、宫掖、宦官、江河、市井、巨寇、神偷、青楼、寺院,又不免太杂。今只说一个快人,干几件快事,其人未始非才子,未尝不道学,未尝不富贵,所遇未尝无佳人,无神仙、鬼怪、勋戚、将帅、宫掖、宦官、市井、巨寇、神偷、青楼、寺院,纷然并出于其间,却偏能大快人意,与别的平话不同。
    从题材上讲,《快士传》是将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以及其他各种内容杂揉融合,并且同作品的“快”的风格互为表里,正如书末无名子所评:
    快士非独董闻一人,常奇之侠烈,一快士也;董济之慷慨,一快士也;丁士升之廉明,庄文靖之敏智,徐国公之礼贤,余建勋之重文,丁嗣孝之报德,虞龙池之好名,金畹之高尚,皆快士也。婿如黄绣,则为快婿;翁如起麟,则为快翁。□于巾帼,不异须眉,女中亦有快士焉:淑姿以矢义而遇义夫,月仙以怜才而配才偶,彩姑以妙年闺秀而得归□□,□不谓大快乎?他如青楼中有马幽仪,□□□缁衣中有沙有恒,亦一快;绿林中有寇尚义与习风,亦一快;穿窬中有宿积,亦一快:固当合而名之曰《快士传》。
    《快士传》从总的方面来讲,是一部道德小说,但它又不是一味地进行道学的说教,而是将其与曲折离奇的情节结合起来,以吸引读者的兴趣。如第五卷“走健卒误拿差役,脱禁犯权借乞儿”,写董闻至河下迎候徐世子,忽然得知常奇被公差押在酒店里,便买通徐府军牢抢下常奇。军牢只知常奇是个长大胡子,误将一长胡子姓王的公差抢来,弄巧成拙,使得官府监禁更严。董闻便向余总兵手下借得令箭一枝,欲救常奇,恰逢一有长大胡子的乞丐,便命其假扮公差,一道入监,遂将常奇换出。不想乞丐正是绿林好汉寇尚义派去救常奇的习风,后亦得相救出监。故事曲折生动,小说又录有当时一篇“口号”,传以为笑:
    胡子有三人,常奇居其一。只因一个胡子受    ,致使两个胡子不安逸。光下颏不惹是非,胡须汉每遭困厄。一个抢差的胡子,不过吃了巴掌两下;一个搠换的胡子,几乎丧了身躯七尺。一个差役不是犯人,军牢果然抢错了;一个乞儿正是奸细,罪罚原可偿得。一个真差,遇真军,抢真犯,千真万真各不差;一个假丐,逢假官,充假仆,一假再假都是贼。一个明明见船边的军健,并不晓得他姓王;一个暗暗骗马上的差官,初不说出我姓习。一个畏国公府里的家丁,不敢追求;一个疑守备营中的令箭,殊难猜测。一个店中被拿的胡子,把店外解手的胡子,登时送入牢中;一个寨前放归的胡子,亏寨里新来的胡子,俨然升在座侧。一个胡子,做了胡子的活冤家;一个胡子,做了胡子的好相识。至今酒店左右,光光的不见一个乌将军;倒是山寨中间,双双的坐着两个虬髯客。
    充分体现了平话的特色。
    第十五卷“慑宦竖智遣神偷”,叙宿积盗印的故事,亦颇有唐人传奇的特色。司理太监鄢宠差人向董闻索要一千两黄金,便保不召常奇进宫。董闻心中暗想:“鄢宠瞒着天子,勒索重贿,殊为可恶。若不依他,奈他是君侧之人,又正当得宠之时,
    
    
    须恶他不得;不得已,想出一个使宿积盗走鄢宠司理监的印儿的法儿。失盗之后,鄢宠故作镇静,道:“当初唐朝宰相裴度,失了相印,竟不惊惶,也不追寻,过了半日,那印仍在旧处获着。人问他这是何故?他道:‘我的相印,那人偷去何用?不过要私印什么文书耳。印毕自当见还。我若求之太急,彼将惧罪,欲灭其迹,势必投之水火,不可复得矣。今我听其自然,不去追索,那人便好把来还我。’于是众人都服裴公高见。我如今也学它不去追寻,过了今夜,包管明日那印儿便有了。”但到了第二日,那印仍然不见,鄢宠方慌了手脚。直到第三日,印却在屋梁上寻获,印上缚着一封信,上写:
    山东总兵官武功将军常奇,再拜致书于司理监鄢公台下:适有客从京师来,持老公公宝印一颗来献,某不敢隐匿,随令齑还,伏乞检收。前闻老公公欲索某黄金千两,今此印已足当之,此后宜相忘于江湖矣。专此附达,统希台照。
    鄢宠吓得魂飞天外,道:“怎么常奇手下有这样异人,到我卧榻之前,如入无人之境?山东至北京,也有好些路程,却只一日拿了印去,又只一日送了印来?想那人是有剑术的。……这偷印还印,明明送个信与我,我如今不要去惹他,倒该降心抑气的去结交他才是。”
    《快士传》在心理描写上,也很有特点。第八卷写董闻发迹后,柴家父子礼貌愈恭,请其宴席的情形道:
    董闻想起五年前之事,不觉心中有感,因叹道:“记得五年之前,岳父寿诞,亦是孟冬时候,那日天气骤寒,酸风逼人;今日一般也是初冬,却甚和暖。同此堂中,同此节气,而炎凉光景,前后不同如此。”柴家父子听说,晓得他语中带刺,低头无语。众人却顺口答应道:“便是今日天气和暖得好。”
    ……董闻吃得大醉,待要起身,昊泉再三款留,众人也劝道:“冬夜正长,不妨宽坐。”董闻笑道:“此堂原是难得坐的。我五年之前,求坐此堂而不可得,所以今日在此,不醉无归。今已大醉,可告辞矣。”说罢,起身作谢而出,醉步趔趄,不觉转向侧边角门内走。昊泉道:“贤婿请从大门出去。”董闻醉中又想起前事,笑道:“不消罢,就从角门出去,还强似走后门哩。”昊泉满面羞惭,无言可答。
    ……董闻回家过了一夜,次日醒来,追思昨日酒后之言,甚觉过当。自念:“度量大的,还该置之不论,如何言语之间,不存忠厚?毕竟是学问不到处。”着实自咎了一番。
    董闻的得意与事后自咎,都是写得很为真切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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