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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学者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出现了遥相呼应。在《小说香港》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内地，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可惜，这种质疑一直并无反响。最近在《香港文学大系》中，我却看到了精彩的说法。陈国球在“大系·总序”中专辟一节，标题是：香港文学大系是“文学大系”而非“新文学大系”。他解释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负责编辑“大系·旧体文学卷”的学者程中山断言：从1843年至1949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学史仅仅书写新文学，是荒谬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 在研究方向上，我与卢玮銮、陈国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着急撰写香港文学史，而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当然应该从报刊入手，可惜的是，内地学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而香港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也不多，重视报刊整理的学者更少。近年以来，我主要从事香港报刊文学史的研究，一旦实际进入一手报刊，我立刻发现文学史种种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起来。下面仅以香港早期文学的问题略加举例说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专辑”上，刘以鬯先生发表了《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建。这一说法的根据，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中的一段有关王韬在创建《循环日报》时增设副刊的话。我找到忻平的《王韬评传》，发现忻平本人并未见过《循环日报》，他的有关说法，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找到所引段落，才发现出了问题。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是在1904年。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这就是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就是一个史料错漏。笔者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数据的时候，曾经专门看过《循环日报》胶片，可以佐证。刘以鬯的这一观点现在被文学史广泛采用，需要纠正过来。 1928年8月创刊的《伴侣》，被认为是“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笔者通过多地查找《伴侣》原刊，才发现侣伦的诸多被文学史沿袭的说法也很有问题。侣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是一个标准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时间不长就没了。《伴侣》也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说星期刊》，一向被我们视为香港的鸳鸯蝴蝶派刊物而加以批判，事实上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说、古典诗文、白话文学、地方剧趣等多种栏目。仅以白话小说而言，《小说星期刊》刊载的白话小说就有短篇小说60篇，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两篇。再看，《伴侣》共计发表短篇小说14篇，长篇小说两篇，翻译小说5篇。从数量上看，《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数倍于《伴侣》，并且，《小说星期刊》还发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 如此看来，香港早期文学的基本框架，显然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