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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的主体，是伴随着香港本土年轻一代的成长而出现的。1959年7月17—18日（365—366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就连载了两期署名“残樵”的文章《香港是文艺沙漠吗》。60年代中期以后，以吴平接替盛紫娟主持《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为标志，香港本地作家的创作开始繁盛。1971年11月5日，《中国学生周报》第1007期发表《甚么样的文化？》，全文刊载“崇基学院创校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座谈会’”的内容。1972年9月1日，《中国学生周报》举行“香港文学问题讨论”专栏，共计发表了8篇文章，作者包括洪清田、漫健骝、古苍梧、黄俊东和也斯等人。 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后，1976年1月23日，《大拇指》第14期刊出了一个香港文学研究专辑，专辑包括6篇评论香港文学的论文，其中包括：梁国颐的《从〈蚀〉看利瓦伊陵的小说技艺》、莫美芳的《寻觅与缅怀——谈新人小说中的三篇小说》、少如的《由绿骑士说起》、伟的《文学、历史》、卢尔德仪的《康同与吴汉魂——试谈王敬羲的一篇小说》、何福仁的《评介三首诗——梁秉钧的〈茶〉》、李国威的《昙花》、康夫的《爱情故事》〉。评论对象涉及利瓦伊陵、林琵琶、昆南、亦舒、绿骑士、刘以鬯、王敬羲、梁秉钧、李国威和康夫，论述的范围相当广泛。 1978年的素叶出版社和1980年的《素叶文学》，是香港文学的高峰。它既出版了多种香港文学经典作品，如西西的《我城》《哨鹿》《春望》、也斯的《剪纸》、马博良的《焚琴的浪子》、吴煦斌的小说集《牛》、戴天的《渡渡这种鸟》、古苍梧的诗集《铜莲》、钟玲玲的《我的灿烂》、何福仁的诗集《龙的访问》、淮远的散文集《鹦鹉千秋》、康夫的诗集《基督的颂歌》等，也出版了多种文学评论作品，如郑树森的《奥菲尔斯的变奏》《艺文缀语》、董桥的《在马克思的胡须中和胡须外》、何福仁与西西的对话集《时间的话题》等。《素叶文学》除发表作品外，也刊登香港文学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也斯在《素叶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从缅怀的声音里逐渐响现了现代的声音——试谈马朗早期诗作》一文，文中，也斯经由阅读《文艺新潮》《好望角》等报刊，将马朗、利瓦伊陵、昆南、叶维廉、戴天、李英豪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与当下沟通起来。从这篇论文的精湛，大致可以推断也斯几年前开设的“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的水平。《素叶文学》第2期最后刊登了中大文社编的“主要文艺杂志年表初编”，这个年表刊载了自1938—1981年香港文学的期刊名称。尽管这个目录并不完整，特别是1949年前的刊物较少，然而它应该是最早的对于香港文艺杂志的目录整理，也是香港文学史奠定的标志。 中国内地对于香港文学的关注，最早在1979年，在时间上恰恰接续了香港文学的高峰。但出人意料的是，内地学界却错过了“素叶”，而把关注点主要放在了香港左翼作家身上。 在评论方式上，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也是与香港左翼相配合的。1980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小说选》，后记中有一段非常简要的评价，“这里收入了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情节生动，另开生面，独具一格，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一段思想和艺术点评，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模式。 卢玮銮认为，由于史料缺乏，香港文学暂时不宜写史，她甚至提出：“由于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内地第一部《香港文学史》是1990年出版的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该书只写到1949年之前，显然就是一部香港左翼文学史。其后又陆续出现了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1990）、潘亚暾汪义生合著的《香港文学概论》（1993）、王剑丛《香港文学史》（1995）、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1998）、袁良骏《香港小说史》（1999）。这些文学史著作，应该说越来越完善，不过来自香港学者的从写作方法和史料角度的批评却至今不断。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是与“九七”回归相配合的，因此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出版在“九七”前后达到高潮。其后随着香港回归，学界对香港文学兴趣逐渐下降，不但著作很少，研究论文也年年下降。 《小说香港》一书面世于2003年，离香港回归已经过去6年，这个时候回顾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会更加清醒一些。笔者希望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对历史书写本身进行思考和反省。内地的香港文学史撰写为什么会出现同一种模式？内地与香港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叙述为何不同？香港本地人的叙述是否就能代表“历史真相”？英国殖民主义是否也是一种话语讲述？《小说香港》的上半部分为“历史想象”，主要分析香港不同类型历史书写方式，观察香港的文化身份的流动。下半部分“本土经验”，则希望摆脱批判现实主义的模式，思考作为一种新的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动力，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城市化过程。如果说乡土文学、现代主义是对都市化的抵触，那么新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则本身就是商业化的产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都市性及其反省其实是香港文学的命脉所在。 1997年算得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香港文学研究以内地为代表，而在其后，香港学界开始发力，这其中最具贡献的是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数据选”、“作品选”和“年表”，其中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98）、《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98）、《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199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2000）等。卢玮銮等人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促成了“香港文学数据库”，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这些基础工作，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近来引人瞩目的则是陈国球主编的12卷《香港文学大系》，这套“大系”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经典结构的建立。 《小说香港》完成后，有人劝我不必再研究香港文学了。我对香港文学却不能释怀，觉得现在正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好时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