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初版于1930年，彼时，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已有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可视为本书成书的社会文化背景。尽管如此，作为一位男性学者，当时30岁的谭正璧“下笔不能自休，累月积日，竟成此20万言之巨著”，他的努力迄今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全无一丝歧视女性的意识，他的主张虽不见得很理论化，但能自成体系。他本着同情女性的基本态度，怀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特有的激情，进入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在《初稿自序》中，他指出，为中国女性文学做专史者，在昔有谢无量、梁乙真二氏，他们的见解却“均未能超脱旧有藩篱，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故其所述，殊多偏窄。”谭正璧的著作以“时代文学”为主线，强调文学的进化性质，由此论述女性文学的发展，确实打破了旧有的、存在于文体内部的不平等关系。他肯定了一个时代的通俗文学，民间性的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女性文学的流变面貌为之一新。 因此，当你读到，“真的，历来女性的成功的作品，只有弹词”也就不会过于吃惊了。因为，“诗，词，曲，小说的世界，总为男性占先，独有弹词，几部著名的伟大的弹词，像《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哪一部不是出于女性之手？”就此判断大概还可以做一番大文章，这里且不深谈。“成功的作品”这个短语道出了谭正璧研究女性文学的一个立足点。历来文学中，成功者都是男性及其作品，女性和她们的写作都是男性主宰的社会的附庸之物，因此，如谢、梁二氏那样挖掘历代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至多只是做了些资料积累的工作，而离真正肯定女性的写作才能，为女性的才能在男权社会中遭受压抑而鸣不平，尚存距离。从这个角度一看，就可以发现，谭正璧的意识是何等先锋，何等正确了！ 诚然，挖掘历史的工作是必经的过程，也是论述的基础。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中国妇女受歧视的历史也具有阶段性，其中也有礼教束缚比较松散的时期。不过，写作的古代妇女毕竟是女性中的少数，作品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因此，正史、野史、笔记、传奇、传记，甚至传说在此都派上了用场；考证、假设、辨析、推演、存疑、甚至想象都成了作史的方法。也许，读者会说，这样的修史态度怎称得上严谨？但换个角度，就可以体会到，原来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女性的独立地位：她们中姓名难考者不知其数，还有大量只存作者介绍，作品流轶的；她们中身份暧昧者，作风为时人不齿者甚众，虽然现在我们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古代妓女诗人以及她们与当时的名士之唱和。 “时代文学”的视野也给谭正璧以时代批评的立场，他同情历代女性的遭遇、肯定她们的才能，即便她们的作品题材窄狭，风格单调，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因为他不单单看到作品表层的意义，更联系到作家的生活和性格。卓文君一节，内容多涉及她和司马相如的爱情纠葛。后文君年老色衰，遭相如遗弃，作诗《白头吟》与之绝决。《白头吟》的风格曾被人批评说“没有温柔敦厚之音，尽是泄怨的愤语”，谭正璧愤而为文君辩护。 鱼玄机，唐时长安人，因婚姻受挫，做了女道士。她很有诗才，更兼意志豁达，见解不俗，特立独行。她后来的遭遇却使人扼腕。据说，她因杀害自己的女僮而伏法被诛。一个女诗人，却又是个杀人犯，在整个女性文学史上，恐怕也没有他例了。史料上虽确有记载，而谭正璧对此却存疑。他从审理鱼玄机案的府尹入手，推测唐代确有衙役索诈、屈打成招之事，结果，考证《太平广记》后发现，该府尹原来是个酷吏。加之，鱼玄机曾得罪衙役，因而，不难推想，鱼玄机很有可能是被冤枉了。如此翻案文章，颇类侦探故事，放在学术著作中似乎显得迂腐，但谭正璧对女性广博深沉的同情心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女性文学史》成书时名为《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作者在1984年的“新版自序”中记述过一则趣事，说该书初版时，上海光明书局主人告诉他，当时一群女学生来买书，嫌书名太长，索性说：“买一本谭正璧。”该著后来再版五次之多，可见它深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对今天的读者来讲，它所提供的历代女性文学资料不仅丰富翔实，而且，作者的许多观点也值得记取，他所立足的“时代文学”基点仍然没有过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