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书描写的是一群控制香港棉纺织业的上海企业家。1975年，我正在牛津完成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经济企业的学士学位论文,并且将要回港执教时,我的导师一一已故的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一次关于我研究计划的讨论中向我提出这一建议。随着对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逻辑扩展,这一研究课题立即吸引了我。此外,上海人的成功故事对于像我这样在香港工业化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有内在的吸引力。弗里德曼教授在他的论文《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有过如下论述：“香港的(学生)和海外华人懂得中国的工商业在中国政体结构以外实现繁荣的方法,加上来自经济学家友好的推动作用,或许可以成功地描述中国的企业家如何成功地经营他们的事业(这种描述当然不是枯燥的)和反映出推动或延缓中国经济革新的因素。”显然是基于这一信念，就在弗里德曼教授猝然谢世前不久，他热心地鼓励我申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使我得以进行这项研究。1978年夏，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三年后，我开始投入田野调查工作，当时也并非没有顾虑。但是，被调查者的真诚令我惊喜,也让我感到田野调查工作的愉快，并从中深受教益。对于那些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我首先要特别感谢景复朗(Frank H.H. King) 教授，他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为我写推荐信，对我的调查计划提出许多改进意见。我要感谢Judy Kwok小姐陪我进行调查及其为田野调查的顺利完成所做的贡献。感谢黎志胜先生利用他的商业经营管理知识帮我处理和搜集公司的记录。我还要感谢程劳拉小姐(Miss Lau-ra Cheung)、伯林达(Belinda Law)小姐、唐健生先生和吴阔来(Wu kwok-1lai)先生等给予我研究工作的帮助。 1979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博士论文研究的资助，暂离香港大学,到牛津大学威尔逊学院(Wolfson College)逗留三个学期，写作关于上海纺织企业家的博士论文。那一年我收获颇丰。我从我的导师米切尔(J.C.Mitchell)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他耐心而又坚决地告诫我决不能局限在田野调查的资料中而忽略更广泛的理论观点。我希望米切尔教授的精湛学问和学术精神启迪了我，并能体现在本书中。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审阅了我论文的一部分,在与他令人鼓舞的交谈中，我获益匪浅。威尔逊学院的优美宁静、牛津的青青草地都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使我得以坚持度过那段致力于思考与写作的孤独日子。 完成这篇论文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后，我进一步思考这个主题并写了几篇论文。但直到1985年我有幸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项资助,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我才有时间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论文修改期间,我曾将草稿交给一些学者审阅，其中有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小科布尔(Parks M.Coble Jr.)教授、韩格理(Gary G.Hamilton)教授、胡耀苏教授、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我想对他们给予我论文的评价和鼓励表示感谢。1986年4月,手稿的某些部分曾作为论文提交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我非常感激卡尔格伦(Joyce k.kallgren)教授和韩格理教授的邀请。最后，对于Hilda Chan女士、李格雷斯(Grace Li)女士、曹小慧小姐和钟庭耀先生为手稿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1987年9月于香港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