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世纪的中国，或者更往前追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两性间的绝对隔离。“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导致的是公共领域中女性身影的消失与女性声音的喑哑。公共领域成为男性的天下——女人，尤其是良家妇女，只能在闺房、后花园——父或夫的家中。这种两性间的绝对隔离亦在女人中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互为补充的群体：妻子或妓女。这两个女子群体各自占据着不同的空间——家和妓院。同时，这两个群体在各自的空间又受着同样的限制。但是，有一类型的女子活动范围是大的，她们可以坐着马车，流连于街道、茶园、戏院以及宴会。她们是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群人，当然也并不是随处可去。她们是被称为高级妓女的一群，她们曾被称为“长三书寓”。《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缜密地分析了高级妓女这个群体如何在19世纪末从中国舞台上消失的过程。在一个妻子们足不出户而且通常缺少教育并被完全隔离的时代，高级妓女是很独特的一个群体。由于她们具有艺术才华，为人聪慧，又善解人意，当然，还能从她们身上获得性的满足——上流人士中的男性成员纷纷以其为交往对象，并以此为荣。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实际上继承了历史上文人学士对高级妓女的极度赞美，并在各种传媒中广泛传播。 然而，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帝国到民国的过渡中，中国妇女在社会中逐步得到了解放。她们被裹着的双足可以放开，并且，有了学校、工厂，甚至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出现。当然这些仅仅是女性走向解放的漫长征程的开始。而另一方面，上流人士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些在价值观的影响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文人学士，被人数众多、种类繁杂，同时对古典文化并不怎么了解的商人所取代。尽管新来的嫖客还要通过访问这些高级妓女去显示其社会地位，但他们在精神方面的要求远不像前者那样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高级妓女开始由那种被人称赞、受人尊重的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对象，变成了纯粹的“高档妓女”。妓女界在悄悄发生着整合——并最后仅剩下了一个群体——长三。换言之，卖淫的性质及其作用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更赤裸的情欲化与商品化。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作者还令人信服地厘清了高级妓女是如何被建构成神话的过程。作者认为，那些高级妓女具有很高教育程度不过是书写者或赞美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在调查了上海众多妓女的家庭与教育背景后作者指出，高级妓女受到很高的教育并会做文写诗的可能性非常之少。一个更为可信的事实在于她们中可能有一部分人认字但绝不会很多。即便是相貌，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美丽。换言之，关于高级妓女一切美好的记述及传说是带有欺骗性的——既美化妓女及其嫖妓本身，同时，也可以自我美化。正是这些明显带有演绎色彩的故事掩盖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并以讹传讹。但是，随着卖淫现象在上海的激增和社会阶层的质变，以前那些著述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对妓女的良好印象完全被抹去了，在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间段中，一个完全不同的卖淫业形象开始产生。它已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带来疾病、堕落、淫荡），并在日后成为妇女从属地位的象征。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经没有人为高级妓女或普通妓女唱赞歌了。文人学士的地位已被官僚、社会科学家、新闻记者和废娼斗士所颠覆。 在本书作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看来，1842年—1949年的中国，妓女、高级妓女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卖淫行为，可以为历史上人们性行为及其背后的情感提供一面独特而扭曲的镜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娼妓界是极其敏感的。她们的反应速度和适应速度要比社会上的其他群体快得多。换言之，对卖淫所做的历史探讨可以为理解社会的变迁和群体情感的演变做出重大贡献。确实，正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休闲活动的日益商业化最终导致了高级妓女这个特殊群体最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