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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思想中“人”的解放，是挣脱中世纪神学束缚的解放；那么 “五四”时期所谈论的“人”的解放，更多是指针对几千年“群体”束缚的解放。故而，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性，多是生发于此岸与彼岸世界分离之后，陷入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人自身荒凉孤独的存在处境；而近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其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吸收之外，更有其自身独特要解决的问题，其外在表现，即是对于“人的文学”的思考。于荒凉之外，正如已有论者所指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悲凉”情绪。《新青年》对于个性意识和个性解放的强力呐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理想最早的实践。随后蔚为大观的，无论是小说领域写实与自我的对垒、还是新诗写作中象征与格律的交替，一旦均放在“人的文学”概念下予以观照，它们呈现的，其实是一种相互促进与补充，一种同生共长式的繁茂与多姿。但随着新文学不可避免地融入政治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等早期“群体”束缚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而渐趋弱化；另一方面，有一种新的、以“大众”或“人民”为名义的“群体”束缚又在悄然滋长。左翼文学以及日后新的人民文学，都主动景从于这种新的束缚，从而完成其对于“人的文学”的重估与改写，而另一些新文学家们随之而来的种种或激烈或平和的反抗，也都是基于对“人的文学”原初意义的执拗认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直至晚年的鲁迅，仍会痛切地指陈中国人“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袁可嘉会在现实趋向日益明确的四十年代末，仍书生气十足地执意要区别“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由此，新文学的历史亦可看作是“人的文学”的发展历史。而所谓“人的文学”，不过是“五四”传统在文学领域具体入微的体现。本书的《“五四”话语》（第一章第二小节)、《“五四”的重估》(第六章第二节)、《“ 五四”的改写》(第十一章第一节)以及《回望“五四”》(第十四章)，这四段可以权且视作串起新文学始末的一根红线。它想表明，一个最初仅仅作为一种笼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五四”话语，其“人的文学”的灵魂思想，如何被一代代新文学家们的心灵所具体吸收与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亦可视为对另一位文学史家的致敬，他曾在一百多年前说过如此感人至深的话：“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在中国，文学史中附入插图，赫赫有名的是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那本书的例言里他曾谈及附人插图的苦心：“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这里所言第一方面的原因，恰迎合现今“悦读”时尚的需求，正可谓无论古今，心同理同。但郑氏心心念念的后一原因，却一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凡治新文学者，亦应如治古文学，于众多原典史料的爬梳摸索中，于时间厚厚灰尘的拂拭清理中，当时的种种真实情态毕露于眼前心中，从而在后世各种变动不定的理论诠释面前镇定自若。学人至此，登堂入室可也。笔者在大学里带研究生多年，其第一学期必开一门史料重读课程，用心便在于此，但效果如何，亦只有天知地知。 本书既名为新文学史，它首先便是历史著作。若能通过精心选择的插图书影，勾起有心人去体味一些早被冷落的史料，笔者料想这要比单纯的文学史观的宣扬更为切实而有意义。 本书所附插图大多坊间并不经见，上海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以及冯金牛先生的辛勤摄录，是我首先要感谢的。复旦大学的陈麦青先生，及我的两位研究生邢悦和徐珏，为本书的最终完成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成稿业已一年有余，随后诸事缠身，也就暂且放下。如今病榻之上，抚阅旧稿清样，竞有恍若隔世之感。其中不当和草率之处自然是多的，然而正可谓“君当恕醉人，随意东篱下”，其余等等，也罢也罢。 许道明 2005年3月于病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