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与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新文学，从史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冲动，大抵于新文学草创期即有萌发。而随后的80余年，此类著作问世之多，可谓是“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这其中动因，不一而足，这里且不遑论。本书的内容，既要比一般论述新文学历史的专著详尽，又要比它简略得多。说它简略，因为大量的历史细节，如作家生平梗概及创作经历、文学论争与运动、文体变迁与社团流派，由于业已有众多优秀的通史、专史作过筚路蓝缕的叙述，笔者并无新的考古发现，故无意再作重复；说它详尽，是因为本书的兴味在于，从新文学特有的深度出发，历史地阐述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精神转折点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和思想力量。若能使读者从中多少厘清一点传统、西方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新文学研究由显学日益沦为边缘学科的当下，本书或许是有一定意义的。何为中国新文学?历来的研究者们都曾用各种舶来的理论予以过阐释，但在新文学的开创者们看来，其实非常简单。用周作人的话来讲，这里的“ 新”，其实是“新发现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简而言之，那就是“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如果说“活的文学”是指通过白话文的提倡，使得中国文学从文字工具到世界观都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与鲜活的方式，那么“人的文学”内涵则要复杂得多。同样是周作人，对之作过最早也是最精当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四千余年来，关于“人”的真理一直被遮蔽着，当务之急是“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自身对中西文学的卓越认识，他拎出“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学应该努力的中心。所谓“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它的关键所在，其一，是一种自然人性。“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两重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其二，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 在随后的《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周作人从反方向再次谈论“人的文学”，“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在内忧外患交织、民族生存都面临危机的现代中国，对于新文学有勇气作出这样一个多重否定性的界定，这本身已决定它决非只是一个温和的理论概念，其中所显露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直逼眼下炙手可热的现代性问题。而事实上，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若从“人的文学”角度去理解，恐怕会更为朴实和贴近历史原貌。中国的新文学，其实就是在对于种种“非‘人的文学’” 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因为文学“不是兽性的”，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同道才会对于黑幕小说、色情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予以无情的抨击。而鲁迅对于种种“吃人”景象的发现，才可以激起如此深厚的共鸣。 因为文学“不是神性的”，故而宗教般的对某种文学主义的单纯信仰，一直未曾也无法让众多新文学家们所服膺。更多时候，新文学体现的是一种独独属于“人”才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以上这两点，于新文学草创期即成共识，基本没有问题。而最为复杂和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后面的一条。 因为“人的文学”“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换而言之，“人的文学”不是“群体”的，但身处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等诸多“ 群体”危机中的新文学家们，其内心种种的惶惑不安和矛盾挣扎，却也因之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