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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以书为伴，以著述为乐。他的著作有二十多种，文章三百多篇，其中大多数是他退休之后完成的。如《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中国文化史要论》《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等。他常常说：“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学术思想家一生的学术生命是与肉体连在一起的。没有肉体生命就不会有学术生命，然而学术生命比肉体生命更加重要，学术生命一中断，就等于行尸走肉。只吃老本，也等于夭寿。”他有一首“自勉”的通俗诗，诗云：“如果真正争上游，自当努力向前头；年龄有老学无老，思想不休死后休。”诗如其人，蔡先生确实就是这样一位读一辈子书，爬一辈子“格子”的学者。 “没有争鸣就不能有创新” 在我国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向国民党要人提出“死圣人与活人民孰重”的问题；其后又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被人誉为“红色教授”。建国后，他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尤其是孔学问题的争论。难能可贵的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从来不朝三暮四，从来不随风倒，始终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他身处逆境，风骨依在，宁折不弯，大气凛然，拒绝了请他向众人作“儒法斗争史”的报告，拒绝了参加“章太炎著作编注组”，还公开批评某大教授肆意宣扬儒法斗争的言论。 蔡先生一生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少说也有几十次、上百次，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他喜欢与人争鸣，我曾经几次和他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每次发言他都是直抒己见，亮出观点，有时会上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心平气静，又与争论者坦诚相见，甚至握手言欢。人们无不佩服他的博学，无不佩服他的勇气，也无不佩服他的气度。他的文章，不管长文还是短文，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尤其勇于争论。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过于激进”，“火气大”，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不要得罪人。学者有学者的良知，学者的良知在于讲真话。蔡先生鄙视那些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的所谓专家，讨厌那种一派捧场声、唱赞歌的讨论会。他说：“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就率先发表《解放思想，繁荣学术》，不久又为文汇报《学林》专刊撰写同样的文章，再次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就出不了大家。八十年代末，我主编《学林》，开展孔子问题讨论，发表匡亚明先生《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一文，匡先生提出对孔子应该“三分法”。蔡先生读了匡文，就给我寄来一篇《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提出对孔子应该“两分法”。名家对名家，观点针锋相对，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美谈；九十年代，国内外有人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是因为他们信奉儒学。蔡先生在同我聊天时驳斥了这一观点，说“一个国家要富强，不能靠什么儒家，而是要靠知识，靠人才。”后来这个谈话整理为《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在《学林》发表。李一氓先生读了这篇文章，给蔡先生来信，说“你反驳他们，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很有道理的”，对蔡先生的观点作了充分的肯定。还有一次，那时蔡先生已经是九七高龄，他给我寄来他亲笔写的短文：《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说“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而是史学大师。他通晓十六七种文字，还是语言文字大师，这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尊敬”。蔡先生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来不人云亦云。此文是针对大家都称陈寅恪为“国学大师”有感而发的。这也许是蔡先生自己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这篇文稿。 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蔡先生不断实践要讲真话，不人云亦云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诸如孔子、墨子、老庄、韩非、司马迁、朱熹、李贽、王船山、袁枚、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他不愧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