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访中华名窑》的创作计划始于1999年。4年中，我利用业余时间，行程逾10万公里，考察了宁夏、西藏、河南、浙江、新疆、云南、内蒙古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处古窑遗址。我边考察、边学习、边写作。50余篇文章、数千张图片，现已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说，“寻访中华名窑是填补中国文化史空白的一项工程”。 1 前辈引导我写下“田野考察报告” 陶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发明。但在世界上，是中国首先创造了瓷器，china (原意为瓷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古陶瓷构建了华夏文明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窑址考察专家陈万里先生原先是一位摄影家。他在上世纪20年代“八下龙泉，七上绍兴”，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遗址。他那执著的精神，让我钦佩。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同样考察了许多古窑址，解释了许多重大的疑难问题。在各地古窑遗址工作的朋友同我谈到这些前辈，每每心存感念。 日前，在文博界前辈汪庆正先生的病榻前，聆听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他去长沙窑考察的往事：清晨5点多钟起床，徒步赶到铜官镇长沙窑遗址时，已是下午1点多钟了……每日辛苦奔波。前辈们为考察中国陶瓷器的来龙去脉，呕心沥血。上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由英国人说了算，50年代日本人说了算，现在终于到了中国陶瓷由中国专家作出科学界定的时候。 一个人活着，总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萌发了考察窑址的意愿，开始了10万公里的跋涉，用身心去感受古陶瓷，触摸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记忆。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前辈引导我写下这一份“古窑遗址田野考察报告”。 2 10万公里风霜雨雪 古窑遗址大部分地处偏远的山村角落，人迹罕至。我一路考察，历经风险。 在西藏考察曲贡文化和卡若文化时，于狭窄的公路上遭遇两车快速交会，差点翻车丧命，司机贡嘎吓得面如土色，陪同的导游小姐旦珍脸色发青，我们沉着应付，小心翼翼地倒车，终于退了出来，逃过了一劫。 在宁夏访沙漠边的灵武窑时，一脚踏在马路边银白色的土堆里，尘土飞扬，粉尘散落到我的尼龙袜子上，很快自然凝结成块，灼了一个大洞，脚面大片红肿，疼痛无比，至今不知那粉尘为何物，回沪后30来天才愈，脚上留下了疤痕。 在访定窑回沪途中，大雾弥漫，被困于机场近20小时，焦虑不堪；访福建建窑时遭遇狂风暴雨的袭击，行程全被打乱，万般无奈。 在新疆冒着47℃高温，访吐鲁番交河故城陶窑，汗流浃背，差点中暑；坐了近十个小时汽车赶往安徽繁昌窑考察，沿途颠簸，腰椎疼痛难忍，引发了当年在淮北插队时落下的腰肌劳损病…… 每次考察出发前，我总要精心准备，了解人文背景。到现场后总是口问笔录，探讨问题。我还在当地考古人员精心指导下，自己动手发掘实物。回到住所清洗瓷片，常常不小心被锋利的瓷片划破手指，鲜血流淌，而心中却格外快乐。每晚坚持写考古笔记。回沪后趁着激情撰稿，一气呵成，大部分作品均在新民晚报的副刊上首发。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曾指出：“不要责备大众不读我们的书，我们的知识最终要适应他们的需要。”这段精彩的话影响了我，摈弃故弄玄虚，力求把复杂的工艺程序写得通俗明白，让人读懂。 写作《寻访中华名窑》一书，其实也是一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现在，不少古窑遗址已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留住中华名窑，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留住中华文化的根。各地的文博界同志热情接待，提供当年发掘资料，及时解答疑问，甚至打开库房让我观赏。如成都青羊宫窑遗址遭人为破坏，我在文章中加以披露，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四川的朋友来电说遗址已恢复保护，令人欣慰。又如在我印象中，唐三彩的胎是粉红色的，我收藏的几件唐三彩器物也是粉红色胎。然而在巩义库房里看到大量灰白色唐三彩的胎，让我惊叹不已。灰白胎硬度超过粉胎，敲击声音比粉胎清亮，烧制温度更高，使我对唐三彩有了全新认识。 3 将万年陶瓷史分成五大阶段 《寻访中华名窑》因追求理论的开创性、内容的原创性和论述的可读性，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我在本书“绪论”中努力用新的视野来诠释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第一次尝试用审美理念将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时期、萌芽时期、建制时期、高峰时期、独秀时期等五个发展阶段，得到前辈汪庆正、朱伯谦等专家的赞同，认为“这是用全新的理念对中国陶瓷发展史进行解读，富有启发性。” 在寻访中华名窑的过程中，我不时有所发现，也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见解。我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鉴别工作。我认为，陶器的发明于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可以说是当地土著文化一种反映，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