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蕾:跨文体与先锋性——读戴潍娜中篇小说《在悬崖边》
如果文学内部的各个门类之间也有清晰的边界和分野,那么在“80后”一代的青年作家中,戴潍娜可以说是在文体上“跨界”较多且较为成功的一个,从诗歌到散文,从戏剧到小说,她的写作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这一方面显示了其全面而娴熟的驾驭各种文体的天赋和能力,也显示了其自觉的文体意识和颇具先锋性的探索精神。这两方面的文学质素对于青年创作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文学创作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解放文学生产力的关键所在。戴潍娜的这种写作特点,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她独具个人标识的文学理念和叙述方式通过小说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同时从自我突破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文学冒险。 从文体上看,这篇作品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部话剧,或者称之为“话剧体小说”,因为它内置了一个典型的话剧式结构,同时在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上也更接近话剧的常规范式。小说有八个标题,八个标题其实就是八幕剧,每个标题下的故事各自对应着一个固定的场景,这些场景是作者精心安排和搭建的,预设好了配合主题内容的幕布、道具、灯光,包括人物的衣着服饰也相当考究,八幕剧的场景根据故事情节的延展而不断变幻和调整,小说也因此被分割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画面感和场面性极强。从故事情节的推进方式来看,也具有话剧的典型特征,作品在情节上植入了几组尖锐的性格冲突和矛盾对立,情节的推进也以高度凝练的对话为主要形式,辅以低沉的心灵独白,在这个过程中,是人物在推动故事,而不是作者在“叙述”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经由剧中人物慢慢演绎出来,而不是被“叙述”出来,这是舞台话剧的经典风格。在语言上,人物对话高度凝练而又富含思想锋芒,形而上意味极其浓厚,整个故事甚至可以看成是一部关于“爱情哲学”的阐释与新解,将对爱情本质的思考在人物繁复的辩难中引向深入。另外,在人物设置上也比较接近话剧的风格,主要人物极少,算上或虚或实的“水鬼”也不过四个人,四个人的故事撑起了一部中篇小说,可见人物关系的缠绕相当复杂,这恰恰是现代话剧最常见的样态和特征。 在小说中如此鲜明地内置戏剧的结构,显然是一个十分有想象力的冒险。因为戏剧的结构其实很容易因为过于突出的情节特征而淡化或限制了小说意义空间的拓展。但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精心铺排和精妙对话的辅助下,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没有集中指向封闭的一点,而是在能指上相当开阔,尤其是对人类性别意识的发问饱含哲思。那么作者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一时兴起或者故意“跨界”?其实都不是,我认为作者这一超乎常规的“出位”是由小说的主题而引发的,换言之,是围绕主题而进行的一个有意识、主动性的求变和设计,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并不太容易表达或者说并不容易准确呈现的叙事主题。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智慧》中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这篇小说同样确证了昆德拉的这一说法。在主题层面展现了两重内容,分别是“你想象的”简单的表象故事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另一面真相,具体到文本中,即是以蒋梦得和饶博士为人物核心的爱情在日常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重叠与分裂,矛盾和斗争,这是小说主题表象层面的内容,另一重深层的内容则是在哲学和伦理的层面对这一表象背后更为惊心动魄的有关性别意识、两性关系、同性关系、双性关系的严肃探讨,这一深层主题可以说是这篇小说最为重要的表现维度和最具价值的书写。但这一维度的话题相对隐秘,同时游离在道德伦理的暧昧地带,在日常生活的阳光下,这一话题通常是处于被隐匿和遮蔽的状态。因此,单纯从日常生活的故事入手很难将思想的触角伸展到这一层面,打开这扇门需要更为奇特的故事设置或者更为巧妙的叙述方式。显然,这篇小说采用了后者的手段,也即是前面所指出的内置的戏剧结构。可以说,正是因为要表现这一哲学性、伦理性十足的内容,作者采用了这种突破常规的小说结构。 在小说中,男旦蒋梦得和饶博士的爱情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在艺术层面,他们是相扶相知,人人艳羡的灵魂伴侣,饶博士深爱着那个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男旦,并为此而改行写起了剧本,而男旦蒋梦得与饶博士在艺术上心有灵犀,将她的剧本演绎的精彩绝伦,她们的爱情几乎就是艺术世界中理想爱情的现实显影。然而在现实层面,她们的爱情却遭遇了生活无情的打击,以至于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裂痕,男旦的逃避态度与女博士的进击姿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而触发了爱情的全面危机,两人开始了相互诘难以及家庭权力的博弈。在这个层面,小说展现了日常男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常见困境,即如何使理想化的爱情能够抵御生活风浪的冲击,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日常问题,也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作者的叙事并没有止于此,而是沿着这一困境继续向困境背后的问题掘进,探究这一问题背后所隐藏的人类自身对于性别意识的分歧和迷茫。 小说中蒋梦得的爱情之舟在生活之河里不幸触礁,表面看是因为他对现实的逃避,对日常生活的拒绝,而实际上,是他对自身性别的不确定造成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双性人,有一副男人的肉身,灵魂里却住着一个女人,这种身份混乱和分裂与他的男旦身份有直接关联,但这种艺术与生活的混淆根源还在于他对自身性别的困惑。麻醉师也同样如此,他既爱饶博士也爱蒋梦得,甚至为了爱而苦心编织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谎言故事,但他的爱是矛盾而扭曲的,他的爱是建立在“只有虐待和被虐待,才能表达情爱里面最深层的权力关系”的荒谬理论上的恶之花,在两性问题上的迷茫使他陷落在这种扭曲的爱情里无法自拔。饶博士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在性别意识上相对清晰的人,但是对于爱情的乌托邦式幻想最终使她的爱情走向毁灭,她努力握住的爱情之沙在她的步步紧逼之下反而悄然滑落,一次次的“日常法庭审判”,不过是将勒紧爱情咽喉的绳索越扎越紧而已,终至窒息而亡。可以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极其巧妙地将几种不同性别之间的情爱根植在极少的几个人物身上,通过人物之间的盘根错节的纠缠与矛盾,进而追问爱情危机背后隐藏的无尽深渊。在将一个普通的爱情命题推进到这样一个夹杂着哲学和性别学的高度和死角之后,这篇小说的主题意义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层面,而指向了具有本质论意义的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维度。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戏剧式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一步一步将小说的意义引向深入,像拆卸开层层紧扣的俄罗斯套娃,最终将问题推至绝境,逼迫问题现身。小说中那些带有哲学之思的人物对白,不停地启发和启蒙着现实层面的读者,对于两性问题、双性问题、同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革新了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认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叙事上,这篇作品的贡献之处不仅在于跨文体的尝试,更在于将文体与主题的巧妙结合与高度统一,它恰到好处地将形式与主题契合在了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于主题意义的表达和建构,两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巴尔加斯·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谈到,“优秀的小说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构成一个不可摧毁的统一体,这些小说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借助形式所产生的效果,作品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说服力。”由此可见,形式与内容结合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然而,在当下的青年创作中,对形式的作用或者说对于形式与内容融合的意义似乎并未引起作家们的足够重视,单纯强调故事或单一侧重形式的作品较为普遍,但二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是对作品整体的伤害。在这方面,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做出了一个成功的示范。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饱含先锋色彩和探索精神的作品,从中依稀可见1980年代先锋思潮的身影和余韵。作者在文学的交叉地带努力探寻新的路径,关注现代人精神深层的危机与困惑,带有鲜明个人印记和强烈实验意味。这种个人化、偏离常规的写作是对现代小说写作的极大推动,同时孕育着现代小说写作新的生机和可能。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 原载于《创作与评论》2017年02月号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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