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善团到上海慈善团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地方社会设立了许多善会和善堂，其所操办的“善举”，包括：向贫死者施舍棺材（施材）、向穷人施舍衣食（施衣米）、免费诊病发药（施医药）、埋葬死去的穷人和倒毙在路上的死者（掩埋）、向寡妇和孤老提供生活补助（恤嫠赡老）、收养弃婴（育婴）等，这一系列举措可称得上是“善举的体系”了。这一体系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救济社会弱者，属于现代的社会福利以及民政领域。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与现代思想理念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拯救动物（放生）、保全寡妇的名节，等等。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善举也列入地方自治的范围。 辛亥革命之后，上海主要善堂中的普育堂和清节堂，因过去依赖政府官费的程度太高，在清政府倒台后无法再维持下去。为了联合上海主要的善堂统一施行慈善事业，上海慈善团于1912年3月1日成立，它下属的善堂中包括同仁辅元堂、育婴堂、清节堂和普育堂。慈善团由各善堂的负责人领导，遇事共同协商解决。 根据《上海市政厅慈善团办法大纲》，由慈善团统合市内各善堂，统一经营慈善事业，慈善团隶属于市政厅。与以往的善堂相比，上海慈善团的理念和活动内容都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以济贫和职业教育为中心，试图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至于原有的一些其他业务，则分别移交给医疗、教育、警察、消防等职能部门，或者被废止了。这是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到社会事业中。 在上海市政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规模较大的是设立贫民习艺所和新普育堂。 1905年，上海士绅们创议设立勤生院以收容和教化贫民，它就是贫民习艺所的开端。新普育堂于民国初年设立，规模大于贫民习艺所，是一所以医疗为重点，收容各类社会弱者的设施。新普育堂还专门附设了小学校，使被收养的儿童毕业后能掌握一门技艺，以自谋生路。 作为民国时代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设施，新普育堂一直在慈善界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它在向上海贫民免费施舍医药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信奉天主教的实业家陆伯鸿在新普育堂设立后一直担任主任，多年来苦心经营，尽心尽力；他还是南市商会的领导人，以及负责向南市华界提供电力的上海华商电力公司的经理。该公司与市政和地方自治的渊源很深。 持续了约十年的地方自治，于1914年被袁世凯政府停止了。上海市政厅、闸北市政厅分别被官办的上海工巡捐局、闸北工巡捐局取代。此后，上海慈善团摆脱了与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成为民间组织。 “积极救济”设想 地方自治停止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以前，上海实际上处于“行政空白”的状态，上海慈善团开始由民间经营，与“私立慈善机关”在运作形态上已无根本区别。于是，公立与私立的慈善机构在上海并存，各自开展活动。在民国时代的都市社会中，具有传统善举性质的慈善团体，大都将重点放在济贫和普及初等教育上，这与传统的善举内容有所差异。 1919年，浦东的一位绅士邵某在逝世前捐出600亩田地作地方公益之用，有关方面决定将其用于兴办慈善事业。当时有两个设想：一、组织慈善会为消极救济；二、筹设贫民工厂作积极救济。所有的准备工作便围绕这两个设想展开。1923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评述，指出每年以救济贫民为目的而进行的施衣、施米、施材、施粥等活动，虽然积阴德，却不是彻底的治本方法。这些措施让贫困的游民有所保障，仅能活命，但对他们说不上有益，对社会甚至有害。对于慈善家来说，应将这些不彻底的、“治标”的慈善活动，转变为积极的、彻底的、“治本”的慈善活动。这样对社会经济或有所补，贫民不用向社会乞求也能改善处境。作者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设立贫民工厂，向贫民传授技术使其自立；二、使其开垦官有荒地，取得相应的生活费；三、讲究公共卫生，使其清扫街道、修建道路、疏通沟渠以获取生活费；四、设立小范围的平民银行，或者降低当铺的利息，向贫民贷款，使其可作小本的营业；五、设立养育院习艺所，向贫民子女传授足以安身立命的技术；六、设立残疾孤老院，当这些人没有谋生能力的时候予以救济；七、设立贫民医院，使他们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帮助；八、创建贫民义校，向他们传授社会常识，使其能够遵守社会秩序，或者提高谋生的能力。 相对于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上海来说，民间慈善团体进行的各项救贫活动，虽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慈善团体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