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座城市也许更情愿赶紧忘掉棚户区，但没有棚户区记忆的上海是不真实的。最后一些棚户区正在上海一点点消失。多数人感到欣喜。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却感到时间的压力迫人。2003年，传言纷纷，其中之一说，上海内城棚户区将在2005年前全部消失。 “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她说到“有所作为”，是指一项调查。“为了记录下我们还能看到、听到的，有关这个社区普通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2003年，她组织上百名学生，进入上海两个规模庞大的棚户区，走访近百位棚户区居民，用录音机录下了走访中的谈话。3年后，棚户区居民们的声音，变成一本400页的书籍。书名叫《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这的确是一部生活的历史。一部连汤带水、泥沙俱下的历史。从文字里，我们读到家长里短、对辛苦往事的回忆与对现实的评价纠结不清。《棚户区》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棚户区居民声音的原貌。 一 元和弄和董家湾，《棚户区》中两个隐去了真名的地点，是上海普陀和闸北两区人口众多而且历史悠久的棚户区，分别靠近苏州河和铁路线。 许多年前，陈映芳第一次进入棚户区，当时感受到的那种震惊至今难忘。她以为，这震惊是她研究棚户区的最初动力。如今，陈映芳的学生们也来到了棚户区，他们同样感到了震惊和茫然。 “与比邻的高档商品房社区相比，元和弄显然是南辕北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位学生在她的论文中这么说道。 “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棚户区就像在方圆几公里里人为制造的一个低矮的黑色巨物”，如果说，这样的描述还带有一个年轻人过剩的想象，“那一霎间因心灵震撼而失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写实。 陈映芳和她的学生们所调查的棚户区，是从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100多年搭建与拆除的拉锯战，在1949年之后被纳入计划经济城市规划加以改造，并在1980年代以来迅速趋于消失的城市景象。 二 上海的近代工业尤其是纺织、机械产业，许多是沿河布局的，这些厂房是从乘舟而来的移民进入上海的第一块跳板。 一位棚户区子弟长大成人，脱离了他嘈杂而又亲热的出生之地。人到中年后，每逢身在苏州河北岸，他常会出现一些“古怪的幻觉”： 我会看见在污浊的河面上，漂来一只小小的木船，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从遥远的家乡，漂向上海。然后在这里上岸，用芦席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那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半个城市的祖先。（蔡翔《底层》） 上海的地方志书，常记载有辖内棚户形成的过程。《普陀区志》载，20世纪初，吴淞江两岸兴建工厂，曹家渡北岸逐渐形成市集，居民渐增。1920年代末建造了曹家渡桥，稍后又辟筑多条道路，桥北一带工商业渐盛，人民聚居，住宅多为砖木结构简屋和棚户。 走访居民所得，并无不同。如果说有不同，只是言语表达上的差异。20世纪初中国内地民生凋敝，不堪天灾、战乱、匪祸与税负的破产农民往往沿水路而下，终点就是工商业日渐发达的上海。元和弄，只是上海当时形成的无数棚户村落中的一个： 解放前，沿苏州河的是纺织厂、纺织机械厂，很多外地来的女工就在纺织厂工作（我母亲当时就从外地过来在纺织厂当女工），男的在纺织机械厂，他们一批一批来，有老乡有亲戚，后来慢慢聚集在一起搭建私房就形成了现在的村落。 这样的回忆，不具备学术上的严谨，也没有历史教科书中分明的线索。开辟棚户不像是在新兴工商业大城市的求生，倒像是在原野中拓荒： 我们家在C村是开天辟地的，我父亲来这里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的。他从苏州河的船上人家那里买了几块竹排，叫人家用烂泥糊一下在这里盖了间草棚。我记得我小时候这里除了几间草棚外，周围都是菜田和坟窟，晚上出门伸手不见五指，和乡下没有什么区别的。 三 《棚户区》的访谈对象大多是老人。这不是陈映芳和学生刻意的选择。老人们在棚户区出生长大的子女，不少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回忆棚户区的往事。 “一个人不能反思过去就不会长大”，陈映芳说，“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这座城市也许更情愿赶紧忘掉棚户区，但没有棚户区记忆的上海是不真实的。棚户区调查是要让人们面对城市的真实、记住真实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