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十多年前，在广西河池地区做跑腿工作的时候，茶余饭后，总喜欢和朋友们聊聊天，谈谈山海经。有时也不免谈到古代那些鼓睛暴眼的文字，谈到乌龟壳，青铜器，朋友们感到很新奇。为了想进一步了解这些东西，有些朋友总要问一句：“有什么合适的书可以看看吗？”这可使我为难了。关于古文字的书倒是很多，但，不是太贵，买不起；便是太深，看不懂。哪些是“合适的”呢？何况我当时的朋友也颇“杂”：论文化程度，大中小学的都有；论职务，有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也有社队的基层干部。那时想来想去，适合他们看的关于古文字学的书委实举不出，只好老实答以“现在还没有”或“记不起来”。这样的回答当然使朋友失望，自己也感到惭愧、内疚：为什么不能写一本“合适的”书给朋友们看看，让广大读者都知道一些祖国的这些珍贵遗产呢？这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好多年。每想到它，就像负了债，总感到对不起那些在大山区里工作的朋友们。后来在一本油印的杂志上看到董作宾先生的两篇遗稿，一篇题为《皇帝可以没有头的吗？》，另一篇题为《被遗弃了的婴孩》。讲的都是古文字，但写得生动活泼，很有文采，不懂古文字的人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董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知名学者，造诣很深，他的论著言简意赅，文笔流畅，没有学究气，我是早就钦佩的。但想不到他还有这两篇雅俗共赏的文章，真是妙极了 。据介绍，在他生前，经常拿这两篇文章给往访的青年学生看，看后，又问他们懂不懂，有没有兴趣，回答都是肯定的。董氏这两篇文章，给了我莫大的启发：这样的文章不是很适合我那些朋友们看吗？自己何妨也来试一试呢？于是我也产生了写这类文字的念头。 事有凑巧。正当我跃跃欲试的时候，1977年冬，老友罗锡诗同志受人之托，约我写点东西去投稿。我说谈谈甲骨文、金文之类如何，他说只要有趣，能使人家看得懂就行。既然如此，那就试试看吧！先写了三篇，即《谈“天”》、《“目不识丁”解》、《羊大就算“美”吗？》，登在《广东青年》上。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写了若干篇，我的老师商承祚先生看后觉得还有点意思，就推荐给了《随笔》。《随笔》不仅刊登了这些文章，198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编辑黄伟经先生和徐建中先生还特地跑来找我，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并说，写得多了，还可以出个集子，作为《随笔》丛书出版。我要衷心感谢这两位编辑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鼓励，我又坚持下去，“挤”时间写了十几篇，得以凑成现在这个集子，献给读者。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的主要精力未能放在写这类文章上。又由于资质驽钝，这种文章做起来也并不省力，想题目，找材料，乃至构思，都颇费心力。所以，这薄啊的一个集子，长短不一的文章才三十余篇，写作的时间却前后经历了四年半。这些文章，如果自我评论，它们的特点大概就是浅吧。这里面既无重大的发现，也无高深的理论，更没有旁征博引的考证，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字的来龙去脉，谈了些有关古文字学的基本知识，如此而已。其所以如此”浅“，乃是因为：一、古文字本身并不神秘，并非高深莫测的东西，在古代也是通行的文字，平常得很。二、我自己更没有别人不能懂的深奥学问。自己浅得很，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就深不了。这倒不是故意谦虚，而是确实如此。所以，这些文章讲的虽然是古文字，凡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只要愿意读，都是可以读下去的。不过，我也相信，从这本浅薄的集子里，有些读者是会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的。 老实说，我做这些文章，不过是一种尝试。一是尝试尝试这种形式--以随笔的形式分析一些古文字，把它们介绍给读者。二是试试自己做普及工作的能力--能不能用大家（尽可能多的人们）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古文字，使人易于接受。这是想把古文字讲活的尝试。当然，成效究竟如何，只能由我的朋友们，亲爱的读者来评论，我是无权置一辞的。 去年秋天，在太原举行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我在一篇题为《甲骨文研究的过去、现状及今后的展望 》的文章里，谈到”现状“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研究古文字，特别是研究甲骨文，一向被人视为高深艰难的学问，犹如”阳春白雪“，知音少而和者寡。又由于多年来忽视普及工作，缺乏普及性的著作，能看懂有关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方面的论著的读者也就不多，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文学等学科的广博深厚……所以，日后如何做好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的普及性工作，把研究成果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培植基础，肥沃土壤，确实是颇关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