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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奔吴时携带少量以往的若干战斗经验的总结和一些名将的名言，那自有可能；但携带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兵书，则可能性不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孙子》十三篇，决不是孙武用以见吴王的十三篇原文。许多议论者指出不少例子，说明现在所见到的十三篇中所论述的，不是春秋时的事物而是战国的事物。综合这些疑问，主要有如下各点：一、称国君为“主”，如“主孰有道”(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九十九)。“主”在春秋时代是称“大夫”的，直到三家分晋后臣称君才叫“主”。二、书中“将受命于君”(五十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六十)，这在孙武见吴王时，是不可能提出的。将相分工，是战国初才有的事。吴伐楚时阖闾、伍员均在军中直接指挥，并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事。至于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三)这种去留的自由和一国兵家可到别国为将，如吴起在魏为将，乐毅率燕军入齐的事，也只在战国初不长时间内才有的事。三、战争规模，有人认为孙武见吴王时还未曾有过一个国家“驰车千驷，……带甲十万”(七)这样大的战争规模。四、吴越相恶和“越人之兵虽多”(四十二)的话，这都是阖闾伐越前后的事。孙武见吴王时越国还很弱小，不可能提出。五、“弩”是战国时才发明的。书中“甲胄矢弩”(九)，在孙武见吴王时还没有弩这种武器。六、“谒者”、“门者”、“舍人”(一〇三)等都属战国时的官称(舍人的职务春秋时是管宫中仓廪和分发物品的人，战国时舍人则略似今之秘书、副官，是接近大官的人。如蔺相如当过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李斯则曾为吕不韦的舍人)。这种不符当时情况的事还很多，以上所举六项是主要的，也都是事实。可见司马迁说：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决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但是，认为现存的十三篇“皆系战国时物”，也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其中也有春秋末的事物。如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七)，“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十一)车战是春秋时代的特色。此外，十三篇中既有南方“吴孙子”(即孙武)活动地区所熟悉的地形，如“斥泽”(六十六)，也有北方“齐孙子”(即孙膑)所习见的飞尘的征候，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七十二)这是只有中原广野上才能看得到的“征候”。可见《孙子》十三篇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故无论谓十三篇“皆战国时物”，或说十三篇乃“战国中后期的事”，都不妥当。 如上所述，许多论者主张要从《孙子》十三篇的内容中分析辨别成书的时代，但有些论者偏重于从十三篇字句上着眼，有些春秋时代的官职称谓，即使孙武在春秋时讲过，流传到战国初期，其弟子们也可能根据新时代的新的官职称谓来修改旧的。而且如《用间篇》中的官称确系战国时的事，但这不是《孙子》十三篇中的主要内容。《孙子兵法》中主要的内容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二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五)、“致人而不致于人”(三十三)等战略上卓越的思想，“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三十四)、“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六十二)、“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三十)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精华与核心。然而这些主要的内容，是很难看出其具体的时间性的。这些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和伟大的军事家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再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而作出的战略理论。在社会更迭、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和反吞并的斗争，加上百家争鸣的影响，这说明《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战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成于孙武之手，则是属于偶然性的事。这一偶然性，也有其客观条件。《前言》中对孙武的家世及其经历，已简略提到，并谈了产生《孙子兵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当时恰恰是孙武能帮助阖闾、伍员经国治军，以弱小的吴国出奇制胜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他将吴分兵为三，轮番袭扰楚国，使楚疲惫不堪，然后又隐蔽地由水路北上，借陈蔡掩护，突然从北面实施战略大迂回，出楚不意，攻其左侧虚弱之地，因此能五战五胜，直抵楚都郢。这样的战略动机，“谁能为此谋”?《左传》虽未载孙武的姓名，但在吴师入郢到孙膑大破魏军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左丘明也并未提出一个比孙武更有名的名将。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很难断定《孙子》成书的确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较接近史实的成书过程的推测，以供读者继续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