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对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一起政治事件——上海舞潮案的历史考察。事件的起因是，1947年9月国民政府为“戡乱建国”而“节约消费”，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舞厅的法令，由此引发上海舞业空前震荡，社会反应强烈。1948年1月31日下午，鉴于市社会局提前抽签，并单方面完成禁舞部署，舞业从业人员集队前往请愿，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愤怒之下，舞业方面群起捣毁了社会局办公大楼。事发后，约400名舞女被警局羁押，半年后数名舞女被判徒刑，政府也被迫收回成命，轰动一时的舞潮案至此平息。舞潮案在上海历史上留下了长期难解的疑惑，有关它的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在诸多现成的叙述中往往找不到详尽的解释，与之相关的种种旧闻轶事留存于庞杂零散的文献资料里，也长期无人问津。但有一点始终是清楚的，它不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或许这正是它在国内史学研究领域一直备受冷遇的原因。舞潮案似乎是一支与战后上海反内战主旋律不甚合拍的低调短曲，过早地被覆盖在老上海们对战后物价飞涨、工潮起伏、学运频繁、警车呼啸的散乱记忆深处，任岁月流逝而日渐淡忘、模糊，不再留有任何印痕。 如今由青年学者马军先生完成的这本书，是对上海舞潮案第一次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其贡献对于民国史和上海史是不言而喻的。多年来他埋头浏览尘封已久的档案卷宗，系统查阅报刊资料，从而梳理出这一事件演变的详尽脉络。他也曾穿街走巷，于茫茫人海中寻访一位位默默无闻的当事者，倾听他（她）们的述说，整理出珍贵的口述历史文本。他在综合分析多种史料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舞潮案的全景，引领他们感受不同角色的内心体验，还提供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评说，使读者有所发现和感悟。 其一，由禁舞令引发的事端不是偶然的。伴随近代上海以轻纺、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为支柱产业的崛起、女性职业的拓展，一个数量可观的处于低收入、半失业状态下的市民群体也相应生成。女性职业群体的参与曾为近代上海都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她们以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取得了在轻纺工业、部分都市商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微薄的收入和对失业的恐惧，使她们在都市谋生、承担养家责任时，往往更难摆脱入不敷出、漂泊不定的窘境。 舞业在近代上海兴起，是伴随西潮东渐而移植于古老中国的一种都市娱乐业，它适应职业青年的消费需求，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形成规模经营。近代上海租界当局曾依法规范、监督舞业营生，并使其成为地方财政的一项可观税源。它的兴起为低学历的女青年在都市谋生、进而养家提供了一种现实选择。舞女职业虽有较苛刻的年龄限制，却无须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其就业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这就从根本上制约着舞女收入的改善，也使她们难以有较高层次的就业选择。 舞女作为近代上海职业界的弱势群体，一般以因生活所迫的未婚女性为主体。她们在婚后总是力求脱离舞场，这自然与舞女职业环境的复杂、险恶不无关系。民国时期上海的银幕或舞台上塑造的舞女形象，往往是伶仃无靠、备遭凌辱或不堪家累重负的弱女子。霓虹灯闪烁的舞厅和诱人的爵士乐曲曾为近代上海都市摩登营造了又一处梦境乐园，而舞女疲惫孱弱的身躯则显现出繁华都市的现实阴影。这一反差揭示了女性群体在近代进入职业领域初期时，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洗礼与磨难。 战后的上海笼罩着一片末世的恐慌，难以驱除。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已成为当时上海人最普遍的生存要求，当局则处于无法解脱的重围之中。1946年5月市府将粮食、工潮、政府效率列为上海三大重要问题，而到1948年11月又承认粮食、工资、财政为最严重问题。市府对舞业的重新管理，起始于1946年1月实行舞女登记，同年5月又规定公务员不得涉足舞场的措施。谨慎的态度至少表明舞业是当局不愿轻易去触及的一个痛点。而时隔一年之后，市府竟铤而走险，仓促执行中央禁舞令，其中显然有违心从命之隐情，而舞业求生抗争的爆发也就势在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