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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禁舞令出台的脉络看，其酝酿、制定过程限于中央机关层，并无任何制衡机制的干预。1947年8月初，在“为戡乱建国而节约”的名义下，全国经济委员会拟定禁舞方案，交内政部、社会部审核。可见这是经非常规立法程序提出的，它更多是作为战时强化中央绝对指挥权的一种象征性道具，其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未经过充分的斟酌和权衡。在具体施行过程中，中央是一意孤行，基层则诉求无效，致使对话的可能急速逆转为激烈的对抗。上海方面对禁舞令的反响自然是特别强烈。市府、市参议会、市妇女会、舞业同人组织等迅速通过报告、方案、决议案、公开信、请愿等形式将意见呈送南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尤其是舞业，在获悉禁舞令后，极力寻求对话途径，向政府各级机关诉求，乃至采用义卖的形式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当获悉市社会局提前抽签的消息后，舞业的反应仍不过是前往请愿，要求暂缓执行而已。请愿队伍分批抵达社会局时，最初也只是集中在南广场，等候与局长对话。但面对国民理性的期待、理性的对话，当局的措置却严重失误。一次行业性的请愿活动，在特定条件下便激化为突发性的政治暴力事件。这或许是民国宪政时期的首位都市不该出现的骇闻，但又是当时当地注定要发生的一个悲剧。 舞潮案平息后的沉寂，似乎并不能抑制国人内心泛起的疑惑。1947年正是国民政府从“训政”转入“宪政”的标志性一年。年初公布了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4月政府完成改组。紧随其后发生的舞潮案，客观上提供了考察民国宪法功能、政府决策运作机制的一个视角：中央禁舞令的制定和推行过程是否体现了“宪政”原则？为什么舞业理性的诉求行动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为什么国民在政府滥用权力面前，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为什么非理性的行政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它的制约？遗憾的是，这些质疑也许因国民政府在炮火硝烟中匆匆垮台而被冲淡，进而随舞业在短短数年后悄然退出经营而无人细究，留下一片空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舞潮案确实是个不该被忽略和遗忘的瞬间。历史的瞬间往往会不经意地产生某种叠印和联想。在1787年曾有42位美国人在费城集会，酝酿制订美国宪法。他们当时关切、疑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中央政府既有足够的权力进行管治，同时又不能滥用权力进行镇压；如何使政府必须接受监督并关心人民的意愿；如何使政权主体结构既有共同权力，又有分别行使的权力；是否需要有某种能仲裁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争执的机制等等。二百多年的实践验证了这一点：经多方协商、妥协而产生的美国宪法，为延续已久的西方民主奠定了基础。反观近代开埠以来的上海，它曾形成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自为政）的特殊地方行政管理格局。在延续近90年（1854-1943）的施政实践中，租界辖区曾形成一些特殊机制，既使行政执法的权威受到法律维护，又使施政程序受到监督。上海得以在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跃居并保持首位城市的地位，它的作用不容低估。 舞潮案则发生于上海地方行政管理权归于一统后的第4年，它所显露出的民国宪法的种种欠缺令人深思：是因为中华民国是废除帝制后创建的第一个共和国，其产生的宪法必然会面对无数个崭新的问题；是因为宪法的逐步完善是一场艰巨而漫长的革命，尤应以宪政进程中所伴随的种种挫折、灾难为动力；是因为无视历史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终结，相反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2001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