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典当的活动、借贷关系,当票形式与使用,利息当期等情况,除正史外,在历代野史笔记、小说、传奇、平话、戏曲杂剧中,均有大量记载,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就有193处之多(包括其他信用)。可见它与民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到了近代,典当业总体由盛转衰,大中型典当家数锐减。随着农村破产,资金流向城市,典当分布也向城市或沿海地区集中。清咸丰六年,上海老城厢内大当铺尚存六家。而此后租界内的小当铺(沪称“押头店”),却蓬勃发展,马路上大有十步一押之概。其间也有日俄侨民开设的质屋和信贷公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抗战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上海经济陷入混乱。典当更多的是面对一张张苦恼的脸孔。“穷人的后门”成为当时典当的代名词。 典当在过去常被人看作乘人之危和谋取癌利的地方,这样的说法往往是受押店的影响。1936年,马寅初先生认为:”押店息重期短,营利色彩太重,其为病民,无可讳言。但押店仅为典当业之一部分,亦未可因此概括全体。“(宓公斡《典当论》马序)典当业的存在,对于等米下锅的穷苦人,只要有物可当,毕竟可救急于一时。旧时典当业打出”裕国便民“的牌子,不无原因。 中国上千年的典当史,足以说明典当业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1986年,趁着改革开放之机,一度消失的典当业在中国重新复业,目前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发展迅速。被称为”新式典当“的当铺已不是”穷人的后门“,而是成了经商者、投资者”调头寸“的重要渠道,成为现代金融服务的重要一环。 博物馆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实物。作者书中收录了近百件珍贵的老当票实物,配以历史照片,碑拓、文献,包括口述历史等,用生动直观的形式向读者演绎了一部老上海百年典当史,充实了旧上海金融史中有关典当史文物展示的重要内容。另外书中附录收集的有关历年典当押店名录、行规及有关政府法令,也便于读者参考查阅。 故乐为之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