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质是中国最早的民间信用组织。质者，抵押也。质货曰典，在《左传》、《战国策》及《后汉书》等古籍中均已提及。出物质钱曰当。“当”字最早见于《左传》，哀公八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至于“典当”两字连用，始见于《后汉书·刘虞传》：“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虞所赉赏典当胡夷，（公孙）瓒数抄夺之。”有关典当的活动、借贷关系，当票形式与使用，利息当期等情况，除正史外，在历代野史笔记、小说、传奇、平话、戏曲杂剧中，均有大量记载，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就有193处之多（包括其他信用）。可见它与民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到了近代，典当业总体由盛转衰，大中型典当家数锐减。随着农村破产，资金流向城市，典当分布也向城市或沿海地区集中。清咸丰六年，上海老城厢内大当铺尚存六家。而此后租界内的小当铺（沪称“押头店”），却蓬勃发展，马路上大有十步一押之概。其间也有日俄侨民开设的质屋和信贷公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抗战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上海经济陷入混乱。典当更多的是面对一张张苦恼的脸孔。“穷人的后门”成为当时典当的代名词。 典当在过去常被人看作乘人之危和谋取癌利的地方，这样的说法往往是受押店的影响。1936年，马寅初先生认为：”押店息重期短，营利色彩太重，其为病民，无可讳言。但押店仅为典当业之一部分，亦未可因此概括全体。“（宓公斡《典当论》马序）典当业的存在，对于等米下锅的穷苦人，只要有物可当，毕竟可救急于一时。旧时典当业打出”裕国便民“的牌子，不无原因。 中国上千年的典当史，足以说明典当业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1986年，趁着改革开放之机，一度消失的典当业在中国重新复业，目前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发展迅速。被称为”新式典当“的当铺已不是”穷人的后门“，而是成了经商者、投资者”调头寸“的重要渠道，成为现代金融服务的重要一环。 博物馆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实物。作者书中收录了近百件珍贵的老当票实物，配以历史照片，碑拓、文献，包括口述历史等，用生动直观的形式向读者演绎了一部老上海百年典当史，充实了旧上海金融史中有关典当史文物展示的重要内容。另外书中附录收集的有关历年典当押店名录、行规及有关政府法令，也便于读者参考查阅。 故乐为之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