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六年前，我作为洪堡沉迷者在欧洲游学，后来又在德国大学任教多年，非常偶然地闯进了中西文化关系史的学术领域。回国后又带了许多届这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2000年，在与我的学生共同完成“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的课题后，我又以“中欧早期交往与西方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为题，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并且荣幸地被批准为“十五”重点项目。六年于兹，终于结项，甘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当初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研究中欧早期交往，第二是研究这种交往对于西方中国观的影响。 在国外期间，读到德国学者莱希特（F.E.Reichert）的《与欧洲相遇》（Die Begegnung mit China），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曾获得德国历史学会奖。从《荷马史诗》中的传说、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到古希腊拉丁作家地理学、地名学著作中关于“赛里斯”的记述，该书细致地梳理和考辨了马可波罗以前欧洲与中国关系的史料，试图重新构建欧洲认识中国的历史。但那毕竟只是些断简残编。我的导师杨志玖先生是中外闻名的马可波罗专家，他从《永乐大典》里披沙淘金，方才找到一段似乎是惟一能间接证明马可波罗来华的中文记载。可见，关于大航海以前的中国与欧洲的交往，确实是雪泥鸿爪，吉光片羽。中欧文化真正进行实质性接触，是在欧洲商业殖民势力东来以后的明清时代。 我们的研究主要限于1500-1800年前后。围绕着所谓的“礼仪之争”来进行，并且把它放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理解与碰撞上作讨论。其最终成果之一就是前年出版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那本书是梳理了中国知识传播到西方和各种渠道和载体，它如何导致了礼仪之争，如何进一步引发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和热忱。至于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具体看法，构成了我们研究计划的第二部分，那本书尚有详细讨论，正是现在这本书所表述的内容。 在本书中，我们不仅对启蒙时代欧洲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历程作了一个全方位的描述，而且在全书结尾，针对19世纪以后从黑格尔时期到当代的西方学者的中国观，进行简要评论和反思。所以，我们把现在这本书叫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视与反思》。坊间谈论西方中国观的书籍不少，我们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力求避免现象罗列和平铺直叙，力图透过中欧文化蜜月时期的表面现象，对文化交流与误读背后的深层次内涵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委的众多专家给本项目的支持。感谢许多师长友人对本人研究工作的支持。感谢本书合作者、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吴莉苇博士在资料和图片搜集及中的诸多贡献，她的加盟使本项目的完成没有过分地旷日持久。另外，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目前在福建师大执教的班立华博士，本书关于欧洲中文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地参考了他在南开大学（2003年底）的博士学位论文。当然，本书若有任何错误不当之处，概由我负责，请学者专家及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张国刚 2005年7月8日于北京清华园 (责任编辑：admin) |